苦難就如同那些稱讚竹千代的“勢利眼”一樣，你越是畏懼，它們就越是囂張；一旦你無視它們、無所畏懼，它們就變得微不足道，而這需要足夠的心胸。
著名的國學大師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考取了官費留學生。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在眾多的學生當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心無旁騖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兩人，有人把他倆比做“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有的人讀書不行，但是還是設法弄了一個博士學位風風光光地回家了，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識淵博。
初到北大講學的胡適受到很多學生的質疑，當傅斯年聽完他的課之後，對那些鬧事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憑借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逐漸站穩了腳跟。回憶起這段經曆，胡適曾感慨：“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傅斯年字）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
蔣介石很喜歡傅斯年，想要拉他做官，但是了解傅斯年誌向與秉性的人勸他說：“他怕不幹吧。”蔣介石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就派了一批說客到傅斯年家裏去做工作。
結果，說客磨破了嘴皮子，傅斯年還是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隻好轉而拉胡適，希望傅斯年能幫他給胡適做做工作，結果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說：“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看了這句話，胡適也打消了做官的念頭。
李敖對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氣節，一直讚譽有加。在有一期《李敖有話說》的節目中，他說：“有一個人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采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裏麵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到台灣以後，傅斯年一點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知識分子的“架子”。有一次，蔣介石在鬆山機場的會客室裏坐著等李宗仁，當時旁邊坐著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嘴裏叼著煙鬥，蹺著二郎腿，全然不像周圍的“滿朝文武”那樣站在旁邊，不敢在蔣介石麵前坐下。
傅斯年僅在台北大學擔任了兩年校長就病故了，但是他對台大的影響不亞於蔡元培先生之於北大。
別人弄了一個博士學位風風光光地回家了，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德川家康的無心之舉與傅斯年的知識分子派頭，都讓別人刮目相看，原因就在於孩童的無心和大學者的有心當中，都蘊涵著常人難以達到的無畏、無慮的大境界。
毛主席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隻有當我們從更高的角度去俯視自己的處境之時，才能跳出當時的種種圈囿，找到最本質的東西去堅持，而這最本質的，不在於權勢和地位，而是對真實的自我的一種追求和信賴。當你開始相信自己的時候，也就是你可以正視困難、正視一切挑戰的時候。
沒有堅不可摧的城池
慶長十九（1614）年十月，德川秀忠的嫡長子已有十歲，秀賴成為第三代將軍的夢想徹底破滅，澱夫人也失去了耐心，在大阪城準備兵變。德川家康決定進攻大阪，清除豐臣秀吉留下的最後勢力，統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