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叫本多作左衛門，他為人坦白，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哪怕是對位高權重的豐臣秀吉，批評起來也毫不顧忌。本多作左門衛一直到去世之前，隻要一聽人提到豐臣秀吉，他還罵不絕口。但是提到德川家康，他卻說自己一生最仰慕的人就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其實並沒有主動向本多作左衛門示好，那麼本多對德川家康的尊敬從何而來呢？
原來，德川家康看似疏遠了本多，與豐臣秀吉之間往來更甚，但其實是在保護本多。本多早就冒犯了豐臣秀吉，而豐臣秀吉又對德川家康有所忌諱，如果德川家康再和本多往來密切，甚至賞賜他大名的身份，無疑會讓豐臣秀吉更加厭惡本多，甚至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德川家康的用心本多心領神會，所以他一直將德川家康視為自己的恩人。
在背信棄義為家常便飯的戰國時代，德川家康能獲得像本多這樣的剛直之人的敬仰，實為難能可貴。究其原因，乃是德川家康對本多有一顆熱忱友善的心。
“士為知己者死。”懷著一顆熱忱友善的心，在心靈上給予別人恩惠，那麼，別人自然會用心來報答。
李鴻章是一個膽識過人的人，在曾國藩的幕僚中，李鴻章不僅起草文牘十分了得，對戰事的判斷和預測也遠在眾人之上。但也正因為李鴻章是極有主見的人，所以經常因固執己見而與曾國藩起衝突。
1860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遂決定將大營遷往安徽祁門，但李鴻章認為祁門地勢如同“釜底”，毫無進退餘地，從戰略上看到在那裏安營紮寨十分危險。在太平軍攻擊下，的確險情不斷，李鴻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師他處。但曾國藩堅持己見，甚至對李鴻章等人說：“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不久，雙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銳，李鴻章一怒之下負氣而走，前往江西準備獨自闖蕩一番。這件事使曾國藩大為惱火，認為李鴻章不明大義，不達事理，在自己困難時借故離去，甚至得出“此君難與共患難”的結論。
後來曾國藩因為自己的決策失誤險些命喪祁門大營，多虧鮑超、曾國荃勝仗解圍，才得以渡過危機。事後，他認真反思了自己的過失，最終采納了李鴻章的建議離開祁門，移師東流。他對李鴻章也盡棄前嫌，誠懇寫信邀其回營，共創大業。後來，李鴻章的淮軍成為曾國藩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對於曾國藩的寬宏大量，李鴻章非常感激。李鴻章在晚年時，仍十分敬佩地對人談起曾國藩：“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分的功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運動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
人生中，許多東西是無法用世俗之物去等價償還的，例如朋友間的摯情。德川家康對本多沒有提攜和讚揚，但是他在背後默默地考慮本多的安危，看來友情不在乎直白的形式；曾國藩曾寫下對李鴻章的判詞，其中都是誤解，但是他願意主動認錯，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看來友情不在乎一時的誤會。撥開包裹在人情上的種種裝飾，我們發現，最質樸的情感，其實就是一顆毫無雜念、為人著想的心。
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付出怎樣的感情，就會得到怎樣的回應。不論身份與地位上的差異，如德川家康與本多之間；不計較曾經的誤會和瓜葛，就像曾國藩與李鴻章。經曆一兩份君子之交，人生才算得上富有。
重諾豪爽真性情
德川家康的一生中，最精彩之處不僅在他南征北討、平定戰國上，與豐臣秀吉等蓋世英豪的相識共事，也是他波瀾壯闊的人生當中值得讚歎的一浪。
豐臣秀吉代織田信長之位不久，很多大名為了討好他，紛紛主動將自己的妻兒送給豐臣秀吉作為人質，表示自己絕無二心，唯獨德川家康毫無表示。於是，豐臣秀吉同時也向德川家康派出使者，要其交出重臣之子作為人質。在此之前，德川家康已交出次子，但當時是作為豐臣秀吉養子的名義送出的，這次豐臣秀吉則是清清楚楚地要求交出人質。
德川家康召集家臣問道：“秀吉想要我們交出人質，你們有什麼想法？”
大家都說不能這樣輕易答應秀吉，以免日後要仰人鼻息。德川家康微笑著說：“我也是這樣想的呢。”於是，他立即回絕了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也不是輕言放棄的人，不久又派了使者去找德川家康，但吃了一頓唾沫星子就回來了。豐臣秀吉聽說德川家康揚言要挑戰秀吉軍，非但沒有發怒，反而大笑起來：“真是個固執的家夥！要是我還年輕的話，一定要讓他拜倒在我的膝下。”
豐臣秀吉見威逼不行，隻好“利誘”，他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德川家康為妻。麵對豐臣秀吉的糾纏，德川家康哭笑不得，但竟也被豐臣秀吉的執著打動了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