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曆來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會製度。小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批判的出發點和歸宿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推進到更高級的生產方式中去，而是把它拉回到資本主義以前的小生產方式。空想社會主義經濟學曾設計出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景象，但是，他們否定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妄圖通過和平過渡的道路實現理想社會，因而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隻能是一種空想。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係對於人類社會經濟製度的提出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設定－人類必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第一節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永恒經濟製度
一、斯密的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社會製度
１、人類的利己主義本性
斯密的經濟學說的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社會觀。他的社會製度觀建立在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基礎上。他把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階級本性說成是一般的“人性”，並由此出發去觀察社會。在《國富論》裏，他把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看成一種交換的聯合，而這種交換的聯合的根源則在於“人類的本性”。他認為，“人類的本性”的一個根本特征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他認為，人們彼此之間所需要的互相幫助皆出於利己主義。他說；“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期，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的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由此可見，斯密的整個經濟研究的根本前提或出發點是個人利己主義。
斯密解釋說，交換是由人類的利己主義本性產生的，而人類要求交換的傾向又引起分工。因為人類既然具有交換的傾向，所以—個人必須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東西，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實行工。他用同樣的方法，又引伸出貨幣。因為沒有貨幣，交換就會產生困難，所以人類不得不使用貨幣。諸如此類地推論下去，斯密便從人類的利己主義本性，演繹出自己的整個經濟學體係。在斯密的經濟學體係中，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體現人類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即“經濟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人”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即資本家。他把社會上一切經濟現象都看成是這個具有個人利己主義本性的“經濟人”活動的結果。
２、追求個人利益的活動會促進社會的利益
斯密繼續說，每個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顧到其他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從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因此，個人利益不僅不同社會利益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他說：“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他指出，每個資本家在從事投資時，他所考慮的隻是個人利益，然而結果卻最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由此，各個人追求私人的利益，最能使社會財富的分配達到平等的原則。他說：“不同的勞動和資本用途的利害，總的說來，在同一地方內，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斷趨於相等”。。因為“在同一地方內，假若某一用途，明顯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會有許多人離去比較不利的用途，而擠進比較有利的用途。這樣，這種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種用途相等”。
斯密最後指出，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追求的是個人利益，追求個人利益的活動會促進社會的利益。在“一切都聽其自由”的社會裏，人們是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來促進他們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作為追求個人利益的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隻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斯密認為，在自由放任和消除國家幹預的情況下，各個個人追求私利的結果，自然而然地會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他把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看作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他批判說，魁奈“以為隻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製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麵預防並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斯密把“自然秩序”看成是一種根據對事物的觀察，而在因果聯係中加以認識的東西，即看成一種從“個人利己主義”自然而然地、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自然秩序”根源於人們的自發的經濟活動。
斯密把抽象的“人類本性”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這是極其錯誤的。他把“人類的本性”歸結為個人利己主義，實際上是把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當作永恒不變的“人類的本性”，從而把資本主義宣揚為萬古不變的製度。恩格斯說：“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曆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曆史地規定的關係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３、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社會製度
資本主義是斯密既然是從“人類的本性”出發來建立他的經濟學體係，他就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過渡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一般生產方式，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就是一般社會的經濟規律，而表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各種經濟範疇也都是超曆史的。斯密所謂的自由經營、自由競爭以追求個人利益的合乎人的本性的“自然秩序”，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製度。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製度是由“人的本性”所決定的，因而是永恒的。
應該指出，斯密所謂的“人的本性”是抽象的人性，超階級的人性。事實上，這種人性是不存在的，“人的本性”，即人性是一定社會的一定生產關係所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本性”隻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決定的，而不是“人的本性”決定生產關係。因而，資本主義製度不是永恒的。
二、李嘉圖的符合“永恒的自然形式”的經濟製度
１、實踐對自然秩序或理性觀念的批判
李嘉圖竭力維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僅保證了個人的最大幸福，也保證了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他斷言資本主義是社會生產唯一可能的、絕對進步的自然形式。資本主義關係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關係。
古典經濟學的重農學派和斯密的學說都是以啟蒙學者所謂自然秩序或理性觀念為依據，並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這種曆史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認為資本主義與各個個人的利益相符合，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製度能夠為生產力的廣闊發展開辟途徑。但是，經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沒有改變勞動群眾的被奴役、被剝削以及日益困苦的境況。因此，在十九世紀初，就出現了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們使用了啟蒙學者曾經使用過的自然秩序或理性的觀念，反過來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這時，為了繼續替資本主義辯護，包括李嘉圖在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改變自己的思想意識，以相應變化的新情況。李嘉圖及其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是以邊沁的功利主義作為經濟學說的基礎。因此，在十九世紀初，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得到廣泛的傳播。
２、李嘉圖遵循邊沁的功利主義
如前所述，重農學派認為，個人的自由必須與所謂上帝安排的自然秩序相適合，認為社會統治著個人，即把個人自由的範圍看成是由社會決定的。斯密把個人和社會看成是兩個平行的東西，隻是由於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才把這兩者弄成一致。與重農學派和斯密不同的是，邊沁認為社會完全屈從於個人，並完全溶解於個人之中，社會隻是一個由個人組成的“虛構的機體”。邊沁把個人利益看成是人類行為的準則，即每個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隻遵循功利主義，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
邊沁並指出，社會的利益隻不過是“社會成員的利益的總和”。他還力圖“證明”個人追求功利的意圖符合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他說，他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不僅應當成為個人行為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應當成為立法者活動的標準。他解釋說，隻要實現了自由放任，“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也就實現了。立法者和政府的活動隻應當限於關心公民的“安全”，即保障他的個人生命和財產。在他看來，剝奪私有財產會造成最可怕的結果，因而任何事物都不象財產公有這樣違反功利主義。
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是一種為資產階級通過剝削雇傭工人獲取利潤辯護的哲學，是一種把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質理想化的哲學。馬克思批判說：邊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標準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
３、資本主義關係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關係
李嘉圖根據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斷言，每個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並不與整個人類，整個社會的利益相衝突，而是一致的。他解釋說，自由競爭既保證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結合，也為生產力的無止境發展開創了可能性。他說：“在商業完全自由的製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在最有利於本國的用途上。這種個體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體的普遍幸福結合在一起。”他在論及工資法則時說，工資的高低由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自發調節的法則，是“支配每一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幸福的法則”。“工資正象所有其他契約一樣，應當由市場上公平而自由的競爭決定，而決不應當用立法機關的幹涉加以統製。”他把資本家活動的完全自由看成為使一個國家的資本按照最有利於社會的方式來進行分配的重要條件。他說：“為了普遍的繁榮，對於各種財產的移轉和交換所給予的便利是不會嫌多的，因為通過這種方法，各種資本可以流入最善於利用它來增進國家生產的人們的手裏。”
他並指出，資本家在發展生產時，雖然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即利潤，可是利潤又是為了積累、為了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則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從而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因此，資本家的利潤是同生產力發展的利益、同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相一致的，他反對任何阻礙利潤提高和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他極力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任何幹預。他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是違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的。
因此，李嘉圖把資本主義關係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關係。李嘉圖雖然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利益的對立，可是由於他的資產階級局限性，即把資本主義看成是永恒的和自然的生產方式，把資本主義看成是社會生產唯一可能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在批評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的改造社會的計劃時說：“歐文以為在他所設計的社會中，人人將以關懷社會、而不以關懷私利為努力的動機，因此該社會將繁榮，將比以往同一人數生產得更多；難道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會相信歐文這種看法嗎？難道自古以來的經驗不是反對他嗎？”
他認為，歐文的計劃是建立在同政治經濟學原理不相容的理論上，這個計劃必然會給社會造成無限的禍害。這充分表現出李嘉圖極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推崇資本主義製度的階級立場。
４、對李嘉圖唯心史觀的批判
李嘉圖唯心史觀使他在社會經濟製度的研究中出現兩個主要錯誤：
一是李嘉圖把反映生產關係的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範疇當作數量關係研究，他沒有提出過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經濟範疇的曆史起源問題。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工資、利潤和地租在社會總生產物中所占的數量比例的變化。他把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之間的對立看作是一般社會所固有的、自然的東西。李嘉圖把原始時代的漁夫和獵人也是資本家，借以說明人類社會從古以來和遙遠的將來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他的唯心史觀使他看不到社會生產關係發展，不懂得社會發展的規律。他所看到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隻不過是生產力的發展，他所謂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因素隻是土壤的肥沃程度、資本積累、人口狀況、勞動的熟練程度、農業工具的發明和改良。因此，他卻把他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當作一切生產方式的規律。
二是李嘉圖把他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當作一切生產方式的規律，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看成是固定不變的生產關係。他看不到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經濟範疇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由於生產關係的變化而引起的變形和複雜化。他的研究不是從最簡單的範疇逐步上升到更複雜的範疇，而是跳過了必要的中間環節，直接去論證各種經濟範疇的一致性。例如，由於他不知道價值和生產價格的一致性必須經過中間環節，即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才能解釋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所以他無法解釋薩伊、馬爾薩斯等人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和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以致在這種困境下，甚至宣布“修正”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原理。
三、庸俗經濟學的經濟製度觀
（一）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反對改革資本主義製度
１、人類禍患的根源是人口問題
馬爾薩斯指出，不能把人間罪惡的歸於不正義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那種企圖通過改革資本主義製度便可除去罪惡的觀念“是一個全然錯誤的觀念，不問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如何，人類均有大部分，將按由固定不變的自然法則，因有情欲（即令無其他情欲），須永遠蒙受罪惡的誘惑。”（人口理論）初版，第７９頁。）馬爾薩斯認為，人類製度不過是造成罪惡的表麵的次要的原因，造成人類禍患的根源是人口問題，即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給社會造成難以克服的壓力和負擔。
２、人口增加和生活資料的增長的不平衡及其解決
馬爾薩斯解釋說，在人類社會中，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是不平衡的，“我的公理一經確定，我且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力，是無限的較為巨大。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隻以算術級數率增加。”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從兩個公理出發的，“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這兩個法則，自從我們有任何人類知識以來，似乎就是我們本性的固定法則”。他進一步指出：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是有自然規律限製的，在人口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而兩者出現不平衡的時候，自然規律必然使兩者之間恢複平衡。按照人類生存必需穀物的自然法則，這兩個不平衡力的結果，必須保持平衡，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生產力這兩個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則，卻必須連續使其結果平衡。
馬爾薩斯論述了實現這種平衡的兩種方法：一是對人口的積極的限製，即對已經出生的人口所施加的限製，或者因貧困而引起的死亡；或者因戰爭、瘟疫、地震等災禍所引起的人口數的絕對減少，從而以發生貧困和罪惡來限製人口增加。二是對人口的預防性限製，即人們預計未來生活狀況不佳，或預計後果不盡人意，或追求一種獨身生活，而不生育或少生育。他聲稱，如果不實行道德抑製，人類的貧困和罪惡就無從解除。他的結論是：第一，“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資料的限製”；第二，“生活資料增加，人口也常隨著增加”；第三，“占優勢的人口繁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製，因而使現實的人口得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
馬爾薩斯要取消英國當時實行的濟貧法，他認為，濟貧法有壓低貧民的一般狀況的趨勢，因為它“不是增加維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困的原因在於貧民人數太多，不能通過濟貧來解決貧困問題，如果一味地救濟，反而會鼓勵人口更多生育，結果不但不能解決貧困，反而會製造新的貧困。這是因為，在年生產物不變的條件下，救濟金的發放會使市麵上的貨幣增加，從而引起物價上漲。即使生產因需求增加而增長了，可這又會促使人口增長，使分配給每個人的最終還是減少了。這樣，濟貧的結果反而使貧困普遍化。
（二）巴師夏的“和諧的社會組織”
巴斯夏說：“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人，但是，政治經濟學並不研究人的一切……（它所研究的是）個人利益這個冷冰冰的領域”，“是從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手段這個角度來考慮的人，因此，當然應該從人和人的本性開始我們的研究。”他認為，個人利益是人類的巨大動力，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它源於人的本能。但是，他不認為個人利益就是自私，更不意味著社會因個人利益的存在而導致矛盾和衝突，相反，他認定社會的根本規律是和諧，而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和諧社會組織。
巴斯夏並不完全否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衝突，但他認為，最終會走向和諧。他說：“當我們談及和諧時，絕不認為社會世界的自然秩序已經盡善盡美，沒有謬誤和邪惡……我們隻能說，社會大趨勢是和諧，因為任何錯誤都導致失望，任何邪惡都會受到懲罰，不和諧終將一一消失。”持這種盲目樂觀主義，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者和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提出的改造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
第二節小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經濟製度觀
一、西斯蒙第的小生產者組成的理想社會
１、資本主義的矛盾是錯誤思想支配的結果
西斯蒙第指出，生產發展應當同資本、人口的增加相適應。他在逐一考察了各種生產方式之後，發現最能使其適應的是農業中的“宗法式的土地經營”和工業中的“小作坊”。他認為，隻要保證小生產者的獨立，把社會經濟的重心放在小生產之上，資本主義的矛盾以及由它所產生的經濟危機都可以消除。
西斯蒙第把資本主義矛盾和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歸結為人們受錯誤思想支配而走錯了道路。在他看來，人們一旦糾正了錯誤思想，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都會消除，人們就會獲得幸福的生活。他並呼籲國家幹預經濟。他說：“立法者還必須使窮人得到某種不受普遍競爭影響的保障。”“當財富逐漸地均衡地增加時，當它的任何部分都不過分迅速發展時，這種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許政府的職責就是延緩這種運動，調動這種運動。”
２、宗法式的土地經營及其優越性
西斯蒙第說，“宗法式的土地經營”就是“農夫是私有者和產品完全歸生產者所有”的小農經營。他認為，這種小農經營是優越的，因為：第一，這種經營使得所有權和經營權結合在一起，“能夠使勞動者長期穩妥而充分地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第二，“土地所有者熱愛土地的感情，也是促進農業發展的巨大力量”；第三，“私有製養成循規蹈矩、省吃儉用的習慣”；第四，由於占有土地而願意將經驗和知識用於土地的改良；第五，“人口有規律而又迅速地增長”
他讚美宗法式農業說，到處可以看到農民熱愛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種的土地，勞動是農民的歡樂，每一塊土地的特性受到研究，並且這些知識一代代傳下去。宗法式經濟改善著大部分國民的風俗、習慣和性格，農民比任何產業工人更不會不信任人們，更不會用欺騙的武器來反對別人。這種農民使自己的企業適合自己家庭的力量，幾乎不雇傭短工，他們平等地對待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仆人構成一個農民階級，為同一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樣的歡樂，受同樣的影響，以相同的紐帶與祖國聯係著。他認為，關鍵是沒有把土地的所有權同農民的收益權分開，從而有利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之農民小生產者自己對市場的情況比較了解，絕對不會超過需求而生產，不僅不會出現產品過剩，而且也不會出現人口過剩。因而，他認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經營不如小生產經營製好。他說，大農場雖然促進了農業科技的應用從而增加了產量。但是，農民的人數卻減少了，農業短工收入菲薄，還要受失業的威脅，處境悲慘，更不用說由於貧困而帶來的種種不良影響了。
２、手工業“小作坊”及其優越性
西斯蒙第以手工業“小作坊”與資本主義式的工廠製相比較，認為前者比後者優越。他說，在工廠製下，工人被集中到大工廠裏，完全置於大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人完全不了解市場需求，雖然他們是為供應市場而生產的；而在“小作坊”裏，他們對主顧的需求及其變化能夠及時知道從而對生產作出調整。雇傭工人的地位和處境遠不如小生產作坊主來得安穩和可靠，失業和饑餓對工人是常事，但後者卻往往不知它們為何物。由此工廠製還產生出一係列弊端和不良後果，例如人口失調等。為此，他美化手工業和行會，說農村鞋匠同時是商人、廠主和工人，不接到定貨是一雙鞋也不做，它不象工廠製那樣不知道需求而使生產遭到破壞。他說，無論從理論或實際方麵來看，行會的建立會阻礙而且一定全阻礙過剩人口的形成，而過剩人口是現代製度的必然結果。
３、求助法律實現理想社會
為了實現他所理想的社會，西斯蒙第求助於法律，他要求法律在老板和工人之間充當“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進遺產的分散，保證工人能夠分享利潤。他認為，這樣才能使私人利益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給社會帶來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彌補。他說：“隻有當人們能夠設法建立一個彼此關心的集體，來代替工業企業家和被他們雇傭者彼此對立的製度，使農業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產業工人分享自己產品的時候……產業階級才有幸福，才有實際而持久的繁榮進步。”
４、用小生產方式拯救資本主義製度
西斯蒙第的理想是把“宗法式土地經營”和“小作坊”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要求根據這些原則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他既不想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也不想完全恢複到中世紀狀態中去。他說：“我所希望的是把城市的作業拿來像田間的作業那樣分給為數眾多的獨立作坊，而不是把它彙集到製馭著成為成百上千工人的一個首領之下；我所希望的是把工場的財產分給為數眾多的中等資本家”由此可見，西斯蒙第不懂資本主義大生產和小生產之間的內在聯係，不知道資本主義正是從小生產中產生的。因而，他企圖用小生產方式拯救資本主義製度隻能是一種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的幻想。
二、蒲魯東的小生產者組成的理想社會
１、貨幣是一種禍害
蒲魯東的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就是否定貨幣的存在，甚至認為貨幣是一種禍害。他分析說，因為現存資本主義貨幣的存在，使得他的所謂“構成價值”被破壞，從而引起商品生產者的破產，產生剝削和不平等。他還認為，因為貨幣的存在，工人會成為利息的負擔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就會存在對立。根據這一理論，他製定了目的在於保證“構成價值”實現和消滅借貸利息的社會改革計劃。
２、建立“人民銀行”
他的社會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人民銀行”。這種銀行的任務是：一是組織交換市場，使產品交換按照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進行；二是由銀行組織無息貸款，使工人擺脫貨幣的奴役，能夠擁有取得自己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他的理想是：組織交換市場可以克服生產和交換之間的矛盾；而組織信貸可以克服生產和分配之間的矛盾，由此導致“社會改革”的實現。
３、蒲魯東的理想社會
蒲魯東實施改革計劃所要達到的理想社會不過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小商品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他認為，實現新社會，要調整各種矛盾，達到完全互惠。他說，“完備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指工商業自由，保險互惠，信用互惠，稅收均攤，財產的平衡和鞏固，工人共負企業盈虧，家庭遺產傳留不可侵犯。這就是說，在生產資料私有製和保護小生產者的“獨立”與“自主權”的基礎上，實行“互惠”的交換製度。
４、蒲魯東的反動立場
蒲魯東作為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對工人運動極端敵視。他反對工人建立工會組織進行罷工鬥爭，反對工人為提高工資和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他說：“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這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工會組織采取集會、結社等辦法對資產階級鬥爭時，他說，絕沒有他們所指望的結社權，他們違法亂紀，違背了高度的社會道德準則；他們的行為不軌；憑良心說，他們超越了自己的權利。他們的行為的這種二重性——要求是正當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構成了新的矛盾。
蒲魯東作為無政府主義者，他把國家和政權看作是危害所謂自由和個性的東西。他說，要獲得自由就要“把政權和壟斷一齊打倒。”在《革命家的自由》一書中，他還說，“就其原則的本質而言，國家是反革命的”，“政權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壘，而政黨則是它的生命和思想”。他的口號是“打倒政黨。打倒政權。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他從無政府主義立場出發，反對馬克思主義，否認無產階級革命，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批判說：“他認為，好的方麵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麵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示。他從經濟學家那裏借用了永恒經濟關係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裏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隻看到貧困的那種錯覺（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將會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麵）。他對兩者都表示讚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的觀念裏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辯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成為一種合題，結果隻不過是一種總合的錯誤。他希望充當科學泰鬥，淩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隻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擺來擺去。”
第三節空想社會主義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經濟製度
一、聖西門的未來社會的“實業製度”
１、社會發展存在規律性的思想及其依據
聖西門認為，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界，存在前浪推後浪的發展規律，即“過去發生的一切和將來要發生的一切，形成一個級數，這個級數的前項是過去，後項是未來。”他解釋說，人們要對過去和現在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夠發現人類社會“過去發生的一切和將來要發生的一切”的內部聯係或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性在於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每一個新製度的出現都是以往全部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延續。他批評曆史學家把曆史描繪成偶然事件的堆砌，也批評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製度說成是自然的永恒的製度。他指出，“實業製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過去和現在的社會的發展都是為該製度的實現創造著條件。這種社會發展存在著規律性的思想貫串在聖西門的全部著作中，成為他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核心。
聖西門雖然提出了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正確思想，但是，他認為社會發展規律性思想是以理性的發展為依據的，即社會發展規律是由包括理智、科學、道德、宗教、哲學等在內的理性發展的結果。他解釋說，理性是不斷發展的，它會從一種思想體係發展為另一種新思想體係，現實的物質社會也會相應地從一種社會製度發展為另一種新的社會製度。他把人類社會曆史劃分為若幹和人類理性的發展相適應的階段：與理性發展的“偶像崇拜階段”相適應的是人類的原始時期；與“多神論階段”相適應的是奴隸社會；當基督教一神論代替多神論時，人類社會就進入了“封建的和神學的體係”；資本主義製度不過是從“封建的和神學的體係”向“實業的和科學的體係”的過渡階段；文明社會發現了“實業和科學的體係”，隨之便要建立“實業製度即理想的社會主義製度”。“實業製度”是人類理性決定的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可見，聖西門用人類的理性發展來說明社會發展的唯心史觀破壞了他關於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思想。
２、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批判
聖西門認為，當時的法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不過是從“封建的和神學的體係”向“實業的和科學的體係”的過渡階段。由於法國革命沒有建立起實業製度，因而社會充滿了矛盾和罪惡，處於嚴重的疾病狀態，已經到了必須向“實業製度”過渡的階段。他十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了當時的法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他指出，社會上存在兩個對立的集團：一是包括各類科學家、藝術家和各行各業的手工業工人的集團，他們是勞動者，是最能生產的人，他們製造人們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管理著整個民族最有益的工作，使國家達到最高文明和最大成就。二是包括國王、公爵、大臣、議員、紅衣主教、神甫以及養尊處優的大財主的集團，他們是本來對社會就沒有作出什麼貢獻的人。他指出，對社會無用的人依仗特權居統治地位，享受榮譽和福利，而對社會有用的人卻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得不到應有的榮譽和報酬，這兩個集團的對立就是窮人和富人的對立，富人對窮人的剝削。他說：“無知、迷信、懶惰和窮侈極欲是社會上大人先生們的本份，而有才能、省吃儉用和愛勞動的人們卻受他們的統治，隻被他們當作工具使用。”
聖西門不僅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個對立的集團，他還從封建主和“實業家”、僧侶和科學家之間的鬥爭中考察了法國的近代曆史，初步地意識到社會階級鬥爭在社會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他說，從十字軍東征以來，實業家階級就逐漸成長，隨著實業和科學的發展，力量對比愈來愈有利於實業家階級，結果導致了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他還提出了法國革命不僅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同時也是貴族、資產階級同無產者群眾之間的鬥爭。恩格斯把聖西門的這一思想譽為“這在１８０２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
３、實業製度及其這種社會組織的目的
聖西門認為未來的理想社會應當是實業製度。他在對實業製度中的領導機構的說明中指出，實業製度應當是建立在與現存的國家機構根本不同的原則基礎上。他說，在未來社會中，統治者隻應當管理社會，統治者的領導工作必須符合被統治者的利益和意誌，也就是說，人民的幸福是社會組織的唯一目的。在《新基督教》中，他進一步指出，人們應當把自己的社會組織得盡量有益於最大多數的人；人們應當把在最短期間內用最圓滿的方式改善人數最多階級的精神和物質狀況的事業，作為自己的一切勞動和一切活動的目的。
聖西門在談到如何實現這一目的時指出，對於新社會的領導機構來說，隻有人們滿足了自己身心需要的時候，他們才能成為幸福的人，科學、藝術和手工業的唯一的和多少比較直接的目的，就在於滿足這種需要，要滿足這種需要除了科學、藝術和手工業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手段。由此，他認為可以從原則上確定：在新的政治製度下，社會組織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應當是盡量盡善盡美地運用科學、藝術和手工業所取得的知識來滿足人們的需要。
４、實業製度中的領導權
聖西門認為，在實業製度中，實業家和科學家掌握領導權，這樣的國家的管理權力就從懶漢和寄生者手中轉入到勞動者手中。他所說的實業家既包括工廠主、銀行家，也包括工人和農民在內。他說這個階級占社會人口總數的２４／２５，他們能夠創造一切財富，擁有管理國家的才能，這個階級沒有其他階級也可以生存，而其他階級沒有實業家則無法生存，這個階級比其他階級都重要。
聖西門指出，在國家組織形式中，由實業家和科學家掌握領導權，精神權力集中在科學院，負責國民教育和文化工作，世俗權力集中在實業家委員會，負責編製預算及檢查其執行情況。
５、實業製度中的政權職能
聖西門認為，在實業製度中，政治將首先是關於生產的科學。在未來社會裏不是政治經濟學依靠政治，而是政治依靠政治經濟學。他說，在斯密以前，政治經濟學處於幼稚狀態，被巧妙地描繪成為輔助政府的工具，並與政治混為一談；在較為強壯起來以後，它就具有比較明確的性質，宣告脫離政治而獨立，再增加一些哲學態度，政治經濟學不久就會取得自己的真正地位；起初它依靠政治，以後政治依靠它，或者說得正確些，它將包括關於生產的科學的全部政治。因此，在實業製度中，國家將變成生產管理機關。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生產。他說，由於實業製度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人們不會對它抱敵視態度，因此對人的管理極不重要，統治權力將受到最大限製，維持秩序的責任將迅速而且近乎全麵地成為所有公民的共同義務。這樣，國家的職能將由對人的管理和統治轉變為對物的管理。
６、實業製度中的勞動性質和分配原則
聖西門設想的實業製度中，人人都要勞動，勞動成為偉大壯麗的事業。他論證了在實業製度中將實行普遍勞動的原則，勞動的性質將發生變化。他認為，在實業製度中，“不承認各種特權”，寄生階級將被消滅，“一切人都要勞動，都要把自己看成屬於某一工場的工作者。”人們的社會地位完全由他們的勞動情況決定。勞動是一切美德的來源，最有益的勞動應該最受尊重。
與此相應，實業製度下的分配原則也發生了變化。在取消一切特權的製度下，人們的收入不取決於出身，而取決於才能和貢獻。這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按勞分配的萌芽思想。
二、傅立葉“和諧製度”的理想社會
１、傅立葉的社會曆史觀
傅立葉的社會曆史觀是獨特的，他不是以理性發展來論證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而是借助上帶來規定人類社會運動規律。他認為，世界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是因為上帝給宇宙的各部分都定有運動規律，給人類社會也定出了規律，給人類留下的是“社會法典”。
他說，人類社會運動規律是上帝規定的，上帝是人類社會運動，乃至世界運動的推動力。上帝製定的世界運動區分為四個主要組成部分：社會的、動物的、有機的和物質的。它們的總和構成整個宇宙的運動。社會運動是宇宙運動的主要形式。因此，他努力探尋社會運動規律就是要尋找和發現上帝的旨意。
２、社會運動規律是“情欲引力”規律
傅立葉自稱他是發現社會運動規律的第一人。他說要探尋上帝為人類社會運動所製定的規律，就要研究人的情欲，因為上帝的意圖是通過情欲表現出來的，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要研究人的情欲。結果他發現上帝給社會運動製定的規律就是“情欲引力”規律。傅立葉把人類的情欲分為十二種：五種感官的情欲，即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四種依戀的情欲，即友誼、愛情、家庭、名利；三種分配的情欲，即創造、競賽、追求多樣化。這些情欲又生出無數的情欲，它支配著每一個人，產生了人們無數的多樣化性格。他並說，人的情欲出自人的本性，是自然的和永恒不變的。他寫道：“情欲的天性在一切人民中間，無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始終不變的。”
傅立葉認為，隻有滿足了人們的這些情欲，人們才是幸福的，社會才是和諧的，整個社會乃至整個宇宙都要按照情欲的需要組織起來，社會要按照“情欲引力”規律運動。他說，以往的社會出現那麼多罪惡，就是因為人們的情欲受到壓抑，“情欲引力”規律要求擺脫對情欲的一切壓抑，建立一個使情欲能夠得到自由滿足的社會。這種社會就是他所理想的協作社會，在協作社會裏人們的情欲都能得到滿足，整個社會將會協調，人們可以得到幸福。就這樣，傅立葉是根據他的唯心主義情欲論，得出批判現存社會，建立理想社會結論的。這種所謂的情欲論是傅立葉整個學說的基礎。
３、傅立葉的“社會運動過程一覽表”
在傅立葉的社會曆史觀中，也包含一部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他根據人類社會發展存在著規律性的思想，在《世界和人類的命運》中把社會發展劃分為若幹時期和階段，製定了一個“社會運動過程一覽表”，借以說明人類社會從產生到滅亡的過程。
Ｋ？非真正的時期，沒有人類
生產活動以前各個時期１。原始時期，被稱作極樂世界時期
２。蒙昧時期，或無為時期
３。宗法製度，小規模生產
分散的、欺詐的、令人厭惡的生產４。野蠻製度，中等生產
５。文明製度，大規模生產
６。保證製度，半協作製度
協作的、誠懇的、誘人的生產７。協作製度，簡單協作製度
８。和諧製度，複雜協作製度
傅立葉認為，人類社會約存在八萬年，分為四個階段，３２個時期。人類社會也像人一樣要經過童年、成長、衰落和凋謝四個階段。人類社會發展到八萬年，地球就要停轉，人類就要滅亡。他在《經濟的和協作的新世界》中還列出了一個圖表，對前八個時期加以說明。在如上所列的的他的圖表中，以其“情欲引力”規律作為基礎，把生產活動開始以前的時期又劃分為３個時期；把人類開始生產活動以後的時期，劃分為“分散的、欺詐的、令人厭惡的生產”和“協作的、誠懇的、誘人的生產”時期；最後這個時期是向幸福社會過渡的時期。
傅立葉對人類社會的上述劃分，按照他所說的所謂情欲論為基礎，顯然是具體有唯心主義傾向。但在他對人類社會劃分時，實際上是以生產的發展為區分各個時期和階段的依據，這表明了他的唯物主義傾向。當他強調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時，並證明文明製度隻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不是永恒的，這時又表明了他具有辯證法的思想。特別是當他指出“應該懷疑文明製度，懷疑它的必要性，它的優越性，以及懷疑它的永久性。”時，表現了他批判資本主義製度的曆史進步性。
傅立葉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批判。傅立葉對所謂的“文明製度”的批判是精彩而又深刻的，是其空想社會主義學說重要組成部分。傅立葉把文明製度，即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斥為“反社會的工業主義製度”，在這種製度下，生產是分散的，不協調的，這種分散的、不協調的無政府狀態引起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導致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又是在於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而不顧社會的利益。結果造成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和衝突。這是文明社會中一切災難的主要原因。他說：“工業主義乃是一切罪惡——弄虛作假、壟斷、破產、證券投機、囤積居奇、重利盤剝等等的淵藪。”
傅立葉描繪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矛盾的狀態，他說：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有一種更突出的破壞性特點，即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這兩種利益的矛盾。任何一個勞動者都由於個人利益而與群眾處於鬥爭狀態，對群眾不懷好意。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熱病，律師則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訴訟；建築師要求發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場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縫和鞋匠希望人們隻用容易褪色的料子作衣服和用壞皮子作鞋子，以便多穿壞兩套衣服和多穿壞兩雙鞋子——為了商業的利益，這就是他們的合唱。法院認為法國每年繼續發生應加審理的十二萬件犯罪案和違法行為是適當的，因為這個數目是為了維持刑事法庭的經費所必需的。在文明製度的經濟體係中，每個人都這樣處在蓄意與群眾鬥爭的狀態中——這是違反協作製經營方式或顛倒世界的必然結果。”
４、經濟危機的原因在於商業盲目擴張
傅立葉認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引起企業之間競爭，從而造成了社會物質財富的驚人的浪費，並且引起了生產過剩的危機。他列舉了商業中的３６種罪惡，諸如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等等，揭露了這些罪惡給社會，特別是對勞苦大眾造成的危害。他說，因為競爭驅使資本家抬高物價而獵取利潤，甚至不惜把產品燒毀掉。生產無政府狀態使投入市場的產品，有時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有時又大大超過市場的需要。此外，加上商人的投機和買空賣空，這一切使資產階級社會經濟不能不陷於混亂狀態，而不可避免地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
５、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寄生階級”
傅立葉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進行了出色的剖析。他說，占全體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的寄生階級。他們不事生產，隻知消費，歸於“家庭寄生蟲”的有婦女、兒童、仆役；歸於“社會寄生蟲”的有陸海軍、稅吏、工廠主、商人、運輸代理人；歸於“附屬寄生蟲”的有合法的遊惰者、詭辯者、有閑者、社會蟊賊、積極破壞者和消極破壞者，他們有的不事任何勞動，有的僅僅從事有害的勞動。他譴責“積極破壞者”是施展陰謀詭計來製造饑荒和戰爭的人；“消極破壞者”則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惜危害社會利益，例如，濫伐林木，修造無用的橋梁和道路等。他把官吏、軍隊、仆役、大半數工業家，十分之九的商人統統計算在寄生階級之內。
６、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雇傭性質和資本主義剝削
傅立葉指出，“文明社會”中工人的勞動不是建立在自願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貧困、死亡的威脅基礎上。所以工人不僅毫不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他還痛恨使自己陷於受苦受難的勞動過程。在“文明社會”，對工人來說，勞動是萬惡的地獄。單調的繁重的勞動不僅使工人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而且也使工人的精神完全受雇主的奴役。
傅立葉進一步指出：“由於工業進步使工資降低和人民趨於貧困的競爭是倒行逆施的，因為競爭越是發展，工人就越是不得不安於令人討厭的低工資工作。”傅立葉正確地論述了現存的文明製度的工業越是發達，工人的境況越是惡化，企業主總是把工資壓到最小數額，他們工廠的繁榮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貧困基礎上。傅立葉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製度剝削的實質，指出了勞動人民用血汗和雙手創造了社會財富，但是他們卻過著貧困的生活，而不勞動的上層階級卻過著富裕的生活。他並說，“我們在文明製度下也發現了某些保障，但是這些保障隻是適用於富者的享樂。”（《傅立葉選集》第２卷，第９９頁。）資本主義製度是“奴隸的製度”，資本主義工廠是“工業牢獄”。
傅立葉還指出了在“文明製度”下，剝奪了勞動者的勞動權，造成了工人的失業。他說：“人民，甚至知識階層中，到處充滿了不幸的人，這些不幸的人要求職業是枉然的。雖然和他們相似的人們卻安然地過著悠閑而富裕的生活。”他抨擊資產階級高唱天賦人權，但是在保障最主要的天賦人權——勞動權方麵卻是無能的。他分析說，當勞動者被剝奪了勞動權利，那麼其餘權利也就等於零。並在刻劃了失業者的悲慘生活時指出，在“文明製度”下，勞動者要獲得勞動權利是難以實現的夢想，而隻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能保證人們擁有這個權利。
７、“文明製度”下婦女處於絕對奴隸狀態
傅立葉憤怒地譴責“文明製度”下，婦女被壓迫和被殘害的罪惡。他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女子處於絕對的奴隸狀態”，婚姻與商品交易所的日常交易相類似，它不外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交易。資產階級文明迫使婦女去賣淫，出賣愛情的現象普遍流行而且合法化。他指出，婦女和奴隸的自由、解放是形成進步社會所必需的。並指出，隻有在未來的新社會，婦女才能獲得自由、解放，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充分發揮自己的天才和能力。恩格斯對傅立葉的這一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恩格斯說：“他第一個表明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８、“和諧製度”的理想社會
傅立葉把他所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稱之為“和諧製度”。他在《經濟的和協作的新世界》一書中對這種理想社會進行了係統地、全麵的描繪。在他看來，現存的“文明製度”存在各種弊端，從而使人們的情欲不能得到正常的滿足，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與自然的意旨相矛盾。為了保證人類的天然情欲得到正常的滿足，使各人之間不發生矛盾和衝突，隻有克服文明社會中的分散和不協調，把人們聯合起來，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為此，傅立葉設計了他所理想的“和諧製度”，認為這種“和諧製度”才是自然所預定的社會製度。
９、“法郎吉”是“和諧製度”的基層單位
傅立葉所說的“法郎吉”實際上是一種生產和消費合作社組織。“法郎吉”一詞來自古希臘語，原意是“隊伍”指古希臘馬其頓軍隊在作戰時所編成隊伍或方陣。由於按傅立葉的設計，“和諧製度”的每個基層單位的平麵也是方形的，因而他把這種基層單位——生產和消費合作社稱為“法郎吉”。
傅立葉對“法郎吉”的建築和設施的布局作了詳細的描繪。他設想“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裏（１法裏等於４。５公裏），中心是一座叫做法倫斯泰爾的宮殿式大廈，大廈中央是包括公共食堂、圖書館、商場、俱樂部、郵局、氣象台等各種設施。大廈的一側是工廠，另一側是住宅，它的外圍是農場和果園。“法郎吉”的規模由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人組成。理想人數是１６２０人，因為人的天然“情欲”決定了人的性格共有８１０種，各種性格的人都有相應的工作，而每種工作都應由兩個人來做，以便配合，這樣８１０人便要加倍，所以，每個“法郎吉”理想的人數是１６２０人。他認為，這樣的規模可以保障人人都有工作，並且都能從事他所受好的工作，使“情欲”得到正常的滿足從而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