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來，我一直在思索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對話”問題，本書即是這一思索的小結。
“對話”在這裏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它是在多重層麵展開的。隨著近代外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入侵，中國文學開始被迫與外來文化、文學進行對話。這種對話是在不平等狀態下進行的，某種意義上講，是弱者被侮時一種本能的話語反應，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對話。這種無規則的不平等對話，打亂了中國文學的既有格局，激起了其深層結構的巨變。中國文學對外來文化、文學也就隨之由本能反應轉變為主動應對，並在主動應對中開始積極吸納、調整與創造。
這種調整與創造進而引起了中國文學自身的對話，也就是新興的20世紀文學與古代文學的對話，以及20世紀文學內部的對話。而文學是人學，文學與存在本身的對話，則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基本維度。如果說古今中外文學對話是外在結構，那麼，個人與民族國家、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存在的對話則是其內在維度與本質範疇。本書從不同角度對這些複雜的對話關係進行了研究，一定程度地揭示出20世紀中國文學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的現代性品格。
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是我師從龍泉明先生攻讀碩士、博士期間完成的。先生不幸於2004年初駕鶴西去。一年來，獨處或深夜醒來，腦海裏常浮現先生仁厚的身影，當年向先生問學時的種種情景無不依稀眼前。先生的教誨、告誡猶在耳邊。
一年來，我的心情沉痛而孤寂，常常獨自在珞珈山徘徊、思索，自我對話，書中“存在之思———郭沫若早期詩歌創作新論”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寫出的，它既是與詩人的一種共鳴，一種文本揭示，亦是一種自我言說與拯救。所以，本書不僅記錄了我從先生的問學之路，包含著先生的睿智，而且見證了先生仙逝後我的心情，在此謹將它獻給先生，感謝他多年的教誨，並紀念我們的師生情感。
本書的出版與武漢大學文學院領導的關愛分不開，在此向他們表示由衷的謝意。
2005年3月於珞珈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