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學”向“人的文學”的轉型與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
中國近現代文學觀念轉型，一方麵與“五四”前後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這些變遷為文學觀的轉型提供了曆史的必然性與可能性；另一方麵與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想有著更為直接的精神聯係，它強調了人的自由與平等，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與審美旨趣。但我以為還有一個為許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紀初傳入的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它加入到當時中國各種文化思想撞擊、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學”觀向現代“人的文學”觀的轉型。
近代文學的主流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文學，政治功利性遮掩了文學審美性，文學自身的特性被改良話語所抑製。然而，即便在這種改良話語居中心地位的語境中，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仍對一部分知識分子產生了影響。章太炎曾多次稱引尼采、康德、叔本華的學說。他將叔本華的唯意誌論引入自己的以佛教哲學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內，認為世界是眾生心造的；對尼采惟我獨尊、徑行獨往的思想，他更是十分推崇，認為它是中國社會所缺乏的一種有益民族發展的精神。王國維也許是近代受現代主義哲學影響最深刻者，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序》中指出，王國維“其少年喜談哲學，尤酷嗜德意誌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刻印甚深”。現代主義哲學思想對他來說確實是“刻印甚深”，他的“超然於利害之外”的純文學觀，他的“文學是解除人生之苦”的遊戲說、悲劇說，均主要源於叔本華、尼采哲學。如果從近代文學的基本麵貌與總體格局來考察，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近代文學的性質，但它對於近代文學領域的衝擊與震動卻是不容忽視的。第一，它開闊了近代文學家的理論視野，使他們不再固守傳統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在不斷吸取新觀點的同時，開始對梁啟超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作理論上的反思。就連梁啟超本人在接觸到尼采學說時，對尼采的個人主義哲學亦有所傾慕，隻是由於改良主義理想的需要，他才沒有真正接受尼采思想。第二，它經由章太炎、王國維等，潛在地影響了大多數近代作家的思維方式與審美心理，改變了他們對於改良主義文學這一主流之外的某些具有一定個人主義色彩的文學的認識，從而在政治文學的聲浪中，對文學的個人話語開始取認同態度。第三，它對近代文學影響這一事實本身引起了魯迅等人的重視，為他們提供了如何吸納、接受外國現代主義哲學思想的經驗。魯迅的“立人”思想就與章太炎的影響密不可分。所以，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在王國維的時代，盡管未能真正改變近代文學的性質，但它的傳播為近代文學觀向現代文學觀的轉變，不僅營造了某種氛圍，而且在思想上為現代“人的文學”觀的形成作了某些準備。
到“五四”前後，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此同時，現代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範圍日益擴大，程度也不斷加深。魯迅、胡適、周作人等現代文學先驅者，一方麵從人文主義那裏獲得了“人”的觀念，要求文學真正從封建文學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去描寫活生生的人，呼籲人的自由與解放。另一方麵，他們從西方現代主義那裏獲得了更富現代性的啟示，提升了他們對“人”的理解與對文學的理解，使他們不僅在檢視近代文學時，能對梁啟超、王國維的文學觀作批判性的整合，提取一種富於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為人生的文學觀，而且使他們由西方拿來的人文主義獲得了一種新的內質，即現代主義內質。這種新質的滲透、浸潤，使中國文學在接受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影響的同時，超越了人文主義的文學觀，獲得了一種現代“人的文學”觀，成功地完成了近現代文學觀的轉型，從而開始了與20世紀世界主流文學的對接。以下重點談談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思想對近現代文學觀轉型、現代“人的文學”觀的形成的具體影響。
首先，現代主義哲學思想的精髓———極端個性主義，在“五四”前後被相當多的知識者所接受，營造了一種個性解放的氛圍，加速了近現代文學觀的轉變。近代梁啟超的“政治文學”觀的出發點是民族與國家，群體意識是其內核，文學從屬於政治，個人話語幾乎淹沒於救亡的呼聲中。“五四”前後人文主義思想努力將中國文學由政治的軌道引向“人”的軌道，但魯迅等人明顯地感到了人文主義力量的不足，於是將目光轉向了西方現代主義哲學。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文的許多立論均是從尼采個人主義哲學出發的。在《文化偏至論》中，他稱讚尼采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並以為隻有像尼采那樣“任個人而排眾數”，才能真正摧毀封建主義非人的統治。他當時理想中的人就是尼采所謂的具有超人意誌力的人。個性主義盡管在“五四”文學革命時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但它對新舊文學觀念的轉變、對“人的文學”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當時卻是任何他種思想所無法替代的。一方麵，它使中國作家認識到了文學個人話語的重要性，使他們對“人”的認識不僅不同於近代作家，而且超越了舊式人文主義者，真正意識到了充分發展人的自由本質的重要性，從而突破了近代“政治文學”觀，開始建構現代“人的文學”觀。另一方麵，它已化為一種精血溶入到了現代“人的文學”觀中，成為現代作家藝術思維的一種新的底色，是他們藝術地評判人與非人的一個重要原則，使他們不僅時時要求自己寫出具有鮮明個性的人，而且以個性化的風格作為創作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