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伴隨著中央集權的政權模式的成熟而登上曆史舞台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集權是一種必然，因為農業化的“黃色文明”在政治上呼喚一種高效協作、統一運作的政權模式。但集權不等於專製和暴政，它僅僅是一種政權組織形式。集權能導致暴政和專製，民主照樣能導致暴政和專製。當秦朝采取“郡縣製”，而斷然否棄了西周“分封製”的時候，就已經開中央集權之先河。中央集權需要意識形態的扶植和支撐。於是，政治在民間思想資源中找了儒學。這樣一來，政治和思想進行了一場看似公平的交易：儒家被奉為了正統和官方意識形態，開始登堂入室，而儒生成為了官方的喉舌，地位倍增，成了士大夫。而拿到了官方恩賜的地位和財富的儒家和儒生，就必須要為政治服務，為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服務。這是一場公平的交易，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是曆史選擇了孔子
任何一種學說要成為“官學”，肯定都要得到官方的青睞和賞識。否則，無論如何高深，都登不上大雅之堂。官方需要一種對社會施加影響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又不可能憑空產生，而隻能到民間的思想資源中去尋找，去挖掘。
而儒學就是這麼一個“幸運兒”。自從漢武帝重用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來，儒學就開始登堂入室了，成了官方的意識形態，被賦予了“正統”的地位。而儒生，這些代表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些隻能靠嘴巴和腦袋吃飯的“士”，終於一下子“土雞變鳳凰”，成了“士大夫”，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孔子和孟子，這些在春秋戰國時代四處碰壁、累累如喪家之犬的思想家，也隨著儒學的興盛而身價倍增。孔子被稱為“聖人”，孟子被稱為了“亞聖”，到處受人朝拜。而“孔孟之道”，自此也被中國人視為了不言自明的真理。
曆史選擇孔子，親睞了儒學，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對中國的發展，是幸運的，還是不幸的？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有一點我們還是要承認，孔子的儒家學說並不見得比諸子百家中其他學派的觀點更先進、更崇高。不說別的，就拿當時與儒家同為“顯學”的墨家思想來說吧！其“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的“兼愛”思想不可謂不崇高；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社會實踐不可謂不真誠；其“尚賢”、“尚同”、“兼愛”、“非攻”、“明鬼”、“天誌”的理論體係不可謂不完整。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墨子的思想可能更體現了一種民主和科學的萌芽，遠比孔子的“仁”和“禮”要進步得多。但是，就是這樣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思想，在漢代以後逐漸衰落了。
還有道家思想，其主張“無為”、“自然”和“逍遙遊”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不可謂不灑脫，其奉行的“貴柔守雌”、“上善若水”的策略也不能說不高明；而“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社會理想不可謂不浪漫。但是，道家思想最終也沒有成為正統，僅僅在個別朝代的開端時期被信奉，用於開國時期鼓勵生產，修複戰爭創傷的權宜之策。而當一切恢複正常，這種思想隨即又被拋棄。漢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翻開曆史，道家的思想在大多數情況下雖然沒有被奉為治國之道，卻成了一些不得意人士平衡心理的精神寄托。那些歸隱山林，將身心寄托江河的閑雲野鶴，大多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的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遭到挫折以後，大多數都會轉向道家的出世思想。於是，前有儒家，後有道家，滿足了中國人得意和失意時的不同需要，平衡了中國人各方麵的心理需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道互補的中國文化格局才顯得必要。如果說儒家被曆史所選擇，成了文化的主流，那麼，道家就像幽靈一樣如影隨形地跟隨著這個官方意識形態，隨時滿足其失靈時所帶來的精神迷茫和心靈空缺。
法家思想的命運和墨家、道家都不同。它沒有被拋棄，也沒有衰落下去，而是被改造利用了。這是因為，法家的思想太赤裸裸了，這一點我們在前麵的介紹中已經看到了。統治者雖然在內心中很認同這種思想，但實在不敢表現出來。誰願意把自己醜陋的一麵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呢？所以，法家思想是曆代帝王密而不傳的秘籍，隻能晚上偷偷地去讀，而不敢當著自己的子民去讀。
翻開曆史，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滑稽的現象：很多王朝和帝王都是靠法家思想起家的，但最後卻卸磨殺驢，將曾經幫助他們的人一一除掉。像吳起、商鞅、韓非子、呂不韋、李斯，這些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不尚空談，惟求實幹，他們都靠自己的思想將一個個諸侯國由貧弱變成了強國。可惜他們的命運卻都是很悲慘，吳起被殺，韓非子被誅，商鞅被腰斬，李斯被處以極刑……這些擅長“刑名之術”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善終。
原因很簡單，君主雖然利用了法家思想，但也感到了這種思想的冷酷和無情。他們對這種思想既愛又恨，愛的是這種思想的有效，恨得是怕這種思想有一天被用在自己身上。所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以，中央集權建立以後，各個王朝在治國之道上一般都是內法外儒。外儒是給人看的，是麵子工程；而內核卻是法家，是秘而不宣的馭人法寶。可是，這種思想不能說出來，屬於旁門左道，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隻能受委屈了。
具體到儒家，它不像墨家那麼浪漫，追求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它也不像道家，總是讓人感覺在耍陰謀；還有法家，如此赤裸裸不是把人變得更加野蠻了嗎？儒家講秩序，但歸於和諧；講感情，但從不落入虛幻；講謀略但歸於仁義。所以，孔子的學說既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也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者從中看到了情感的皈依和人生的意義，“智”者從中體察出來的則是如何去統治別人，管理國家。於是，各取所需，儒學的粉墨登場就可以理解了。
時勢造英雄，曆史的選擇是最無情的，也是最合理的。中國的曆史選擇了孔子，卻拋棄了墨子、老子、韓非子，估計仍然還是和中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的“黃色文明”有關。正是這種黃色文明使得私有製在中國沒有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情感紐帶一直沒有被私有製的利劍所割斷，從而從“圖騰崇拜”轉向了“祖宗崇拜”，而沒有轉向“宗教崇拜”。而這個大的背景，也正是孔子恢複“周禮”成功的原因，也是儒家在百家爭鳴中勝出的關鍵。正像中國的政治體製必然會從“封建”轉向“集權”一樣。
中央集權的形成
儒家的思想是隨著集權製的建立而興盛的。我們前麵講了，夏、商、周在政權組織形式上采取的是“封建”製。這是古代中國在政權組織形式上的一種探索和嚐試。這種“封建製”到了西周時期達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所謂“封建”，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說法，就是“裂土田而瓜分之”，把國家的土地分開許多塊，分封給諸侯。這就是“西周封建”。
“封”，就是封國土，瓜分土地，並劃定疆域。那時候，諸侯國之間並沒有今天這樣涇渭分明的國界，僅僅是在疆域邊挖溝，然後再種上樹，就算劃界了。“建”就是指派國君到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去做主子，也就是所謂的諸侯。諸侯有不同的等級，分為“公”、“侯”、“伯”、“子”、“男”五個級別。“公”的地位最高，一般都是天子的近親或者立有大功的重臣；“男”的地位最低，不僅社會地位低，而且封的土地也少。
看來，所謂“封建”，就是在一個大國（天下）中又分出許多小國（諸侯）。對諸侯來說，依靠“封”，他們得到的是土地，是有形的財產；依靠“建”，諸侯得到的是無形的財富，是一種政治地位。周人奪取天下以後建立的是這種製度，據說商朝奪取天下以後建立的也是這種製度。那麼，秦朝建國以後呢？是創建一種新的政治製度，還是繼續采取“封建”製，這是擺在統一六國之後的秦國以及開國之君秦始皇麵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秦始皇是一個偉大的皇帝，剛剛統一六國以後，他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底下的臣子也是意見不一，有的說還是要采取“封建”製（以丞相王琯為代表），有的說要采取“郡縣”的集權製（以廷尉李斯為代表）。爭論的結果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采納了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李斯的意見，斷然否決了“封建”製，采用了“郡縣”的集權製。正如他所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五·封建考六》）
也許，秦始皇深刻反思了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權力過於膨脹引起的負麵效果，看到了連年的廝殺和民不聊生，才最終拋棄了“封建製”，實行了“郡縣製”。所謂“郡縣製”，就是“天下一統，四海一家，中央集權，分級管理”。中央政府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它的最高首腦就是“皇帝”。皇帝擁有整個國家最大的權力，而不再是像周天子那樣僅僅是個擺設。中央集權確定以後，始皇又把全國分為三十六個郡，郡下麵又設縣。郡縣沒有西周諸侯那樣的權力，他們都按照全國統一的製度和標準進行司法和征收稅賦，沒有了在領地內為所欲為的權力。他們僅僅是皇帝派去的官，而不再是那裏的主子。如果辦事不力，隨時都可以換掉。
就這樣，上麵有中央政府，下麵有各級政權的國家製度就建立起來了。這種國家製度，一直延續到今天，可謂影響深遠，這是秦始皇的貢獻，難怪有人說“百代都行秦政治”。
可惜的是，秦朝發明了一項偉大的製度，卻沒有發揮好這種製度。因為秦朝慣性地采取了統一六國之前的嚴刑酷法來維係這種集權製度，而沒有在根本上整治人心，讓人們心悅誠服地去接受。秦民族是遊牧民族出身，沒什麼文化，民風比較彪悍，耍拳頭耍慣了。就好像亞曆山大大帝說的那句名言：“我不在乎別人是否恨我，我隻在乎別人是否怕我”。
秦始皇就是這個邏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文化，也不重視什麼精神改造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一味地壓製、懲戒。為了讓那些所謂的儒生閉嘴，為了讓那些害人不淺的諸子學說消失，秦始皇甚至“焚書坑儒”。他的邏輯是這樣的：現在天下太平了，刀槍歸庫、馬放南山，老百姓隻要把田種好就可以了，還讀書幹什麼呢？即使讀書，讀點醫學、占卜、農書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讀什麼曆史、政治、法律方麵的書了。再者，如果大家喜歡學習，可以到國家的圖書館去讀，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國家的官員去請教，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民間的思想家了。那些儒生街頭巷議，談論時政，對國家來說是一種流毒。所以，秦始皇才要焚書，才要坑儒。
可是，一旦一種政權缺少了意識形態的支撐，沒有在思想上讓廣大民眾接受，而是一味地高壓，到了極限，就必然要爆發。秦國兩世而亡，就說明了這一點。有人認為秦國的迅速滅亡根本原因就是采取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而沒有沿用周朝的“封建製”。比如，司馬遷和賈誼就是這麼認為的。其實這種說法是大大的誤解。正如上麵所說的，秦朝雖然發明了新製度，但卻沒有利用好這個製度，沒有發揮它的優勢，所以才亡了國。
事實證明，作為一種政權的組織形式，集權製度要比“封建”製度進步得多，雖然不是最好的（世界上估計就沒有一個盡善盡美的製度），但至少不是最壞的。秦朝剛剛滅亡之後，周朝的封建製馬上就在項羽手中複活起來。項羽定都彭城之後，一口氣封了十八個諸侯王，其中還包括了最後將其吃掉的漢王劉邦。天下從此好像又回到了戰國，戰爭廝殺，你爭我奪，秦始皇和李斯擔心的狀況又重演了。放寬曆史的視界，黑格爾那句話估計是有道理的，即“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最起碼在當時是合理的，符合了中國的實際情況。
後來的漢朝基本上沿用了秦朝的郡縣製，特別是漢武帝通過“削藩”和“推恩”，將郡縣的中央集權製度貫徹到底時，中國迎來了五千年封建曆史上的第一次輝煌，集權製度的威力和優越性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看來，王朝的興衰雖然決定於製度，但也取決於如何發揮這一製度。曆史循環，盛衰起伏，槍固然重要，眼睛不亮，有時候也是枉然。
集權是一種必然
自從秦國統一六國之後，集權製度就從中國社會上紮根了。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一聽到“集權”兩個字，馬上就會想到“專製”、“暴君”、“暴政”這些詞，好像它們是同義語。這是人的一種錯覺。其實，集權、封建、城邦，這些都是政權的一種組織形式，並沒有好壞、優劣之別。集權能造成專製和暴政，民主照樣能造成專製和暴政。古希臘的智者蘇格拉底就是被民主製害死的。一幫愚民，你一票，他一票，把這位思想家給投死了。如果說多數人的意見就是真理，那麼這個世界上估計就沒有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