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浩然作為跨越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時期的見證作家，他在每個生命階段的創作都預示著當代文學的轉折性意義，他在文學意義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說清楚浩然，就可以進一步推進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可以在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初期三個時代的文學轉折點上，勾連眾多具有意義的文學現象。而現實是，雖然目前評論界重新開始關注浩然，然而在肯定與否定，在眾多新思路、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現說清楚浩然問題的研究結果。這說明，浩然，一個看似簡單的個案，背後隱藏著豐富的文學激素，它可以映射出整個當代文學曆程，要說清楚浩然，就要搞清楚整個當代文學，換句話說，說清楚了一點點浩然的問題，就能加深一點點對當代文學的理解。
目前，文學界開始再次關注浩然。他就像一個輝煌之後隕落的星星，在多年隱忍、堅持創作直到生命結束之時，又一次掀起文壇的風波。相同的是，他一直固執地堅守自己的信念；不同的是，他在平靜卻有幾分委屈的情緒下，注視人們對他的褒貶。令人驚奇的是，經曆極“左”時代的政治話語，被西方文藝理論攪動、翻新後的今天，有些學者對浩然的評價仍有停留在整套政治性話語闡釋的嫌疑中，甚至直接發起對作家本人的人格攻擊，激動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不能代替文學研究。而在試圖為浩然辯白的大部分文章中，除了對其人品的讚譽外，學術研究成果均未超過1987年雷達的一篇《舊軌與新機的纏結——從“蒼生”反觀浩然的創作道路》所做的論斷，當然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李雲雷、李潔非、孫達佑、賀桂梅、段懷清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浩然研究進行推進。整體來說，不管使用何種方法、站在什麼角度，尊重作者的心靈產物——文學作品，才是研究的起點和基點。在大量充斥著批評的論斷中，很少有人是完整閱讀作家作品而確立論說的。無論懷揣什麼態度對浩然進行論述，閱讀作品是第一步。文學研究是對文本的文學性研究，我們不能過分地用政治、經濟、宗教等外在體係代替文學感受，因此在研究浩然文學的時候，最關鍵的是體味個人的閱讀感受，體味作品什麼地方打動了人，什麼地方帶給人獨特感受，這才是文學研究。
浩然的是是非非，不是一下子可以說清的。理解浩然，是理解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小說的有效渠道。浩然終其一生說他要“為農民，寫農民”，無論從生活還是創作而言，浩然都做到了言行一致。他長期生活在遠離繁華都市——北京的河北農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村充滿熱愛，對農民朋友飽含感情。他四十五年的創作精力全部奉獻給了農村題材小說，對建國初期、“文化大革命”、新時期每個階段的農民形象都有書寫。農民生活、農民思想、農民故事日夜與他相伴，成為他創作人生的唯一主角。對於這樣一位“寫農民”的作家，他的心血卻事與願違，從最初創作的清新的、帶著露珠的十七年農民新人形象到紅遍天下的《豔陽天》裏的農民英雄形象，再到集大成的《金光大道》中的農民階級典範形象，浩然的文學成就隨著他創立的文學形象步步高展，但同時，時過境遷，從“文化大革命”後到如今，人們依然對其創作的農民文學形象抱有“真實與否”的爭議。在浩然據理力爭自己的創作是真誠的，自己書寫的農民是真實的，筆下農民的故事、情感是真實的時候，“真實”成為關注十七年文學以及浩然創作的一個關鍵詞。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結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典型等等文學術語隨之接踵而至，這些都是當代文學越來越模糊不清的文學術語，它們對浩然的研究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梳理這些概念和概念的真實情況，是兩益的事情。回到曆史現場、小說文本，我們如何考證浩然的農民形象是否真實？是否該用曆史的真實來衡量文學的真實？浩然給我們提供的農民文學形象有沒有意義，意義何在？我們又該如何來定位這些意義？這些都是問題的關鍵。浩然筆下的農民無疑是當代文學中獨特的文學形象，他們承載著激素般的意義，探究他們的意義，就可以啟發對農村合作化小說意義的評定，進而推進對十七年文學的認識。放眼整個新文學農民形象，從阿Q到祥林嫂、翠翠、老通寶、朱老忠、梁三老漢、梁生寶、蕭長春、陳奐生、孫少平、田大媽、田保根……浩然提供的是什麼樣的農民形象？他筆下的農民形象之獨特性何在？正如趙園在《地之子》中認為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農民與文化史意義上的農民，都屬於“知識者”的鄉村、農民。文學中不會有純然的“鄉村真實”，一代一代的知識者依據自己的學識和情感構築著自我鄉村，對農民多少帶有想象性質。那麼農民的本質是什麼？浩然筆下的農民形象提供了怎樣的一種文學想象意義？在藝術與政治的糾結中，在新文學農民形象的長廊裏，怎麼衡定他們的價值？
浩然呈現的工農兵文學方向意義，是考察浩然的另一個重要視角。從現代文學開始，如何使文學“大眾化”似乎是現代文學的努力重心。延安文藝講話以後，“大眾化”的對象被限定在工農兵領域，並提出文學為工農兵服務，但這個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知識分子寫作始終和農民級別的閱讀有差異，雖然趙樹理的創作被文藝界推廣為大眾化的成果，但閱讀趙樹理仍然是有知識者的活動。而浩然和他的作品收到了農民能讀、愛讀的效果，《豔陽天》成為合作社之間相互贈送的禮物，這樣的作家、作品、讀者效應，不得不引人重視。提出浩然在大眾化或者說在工農兵方向中的意義，研究浩然對這一文學方向的推進，有著重要意義。浩然是工農兵業餘寫作者出身，在從業餘到專業作家的曆程中，浩然的寫作富有創作主體與創作對象相統一的獨特性。換句話說，浩然是新中國曆史主體中成長為作家的一員“大眾”，他的創作是為新中國大眾主體含義的農民服務的，書寫的作品又是被“大眾”接受，作為這樣一個三位一體統一的作家，考察他的創作成就應當放入工農兵方向中。這樣一位在工農兵方向有著獨特意義的作家是不該被忽視的，他不僅是研究過往新文學工農兵方向的曆史標本，也對當下底層寫作有著啟示意義，如今的“農民寫”底層寫作，雖然逐步得到關注，卻完全不同於昔日浩然“農民寫”的地位和待遇。從自豪、自信到心酸、自卑的農民寫作變化，我們應該反思“工農兵文學”的含義，反思從提出農民是國家主人到如今農民依然處於社會底層的狀態的此刻，浩然的文學意義何在？他那些自豪、激情的農民情懷，即使在當時具有烏托邦色彩，也是昂揚的、受人尊重的，而此時他謳歌過的那個時代的主人——農民人物精神，又具有什麼啟示？在普遍心酸的底層生存狀態中，他筆下的農民理想主義情懷，對當前的實利社會有著怎樣的啟示？
上述種種，顯示出浩然作為當代文學史上有研究價值的作家，努力說清楚，哪怕說清楚一點浩然的問題，對當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凝彙著一種價值。
二
在浩然研究中，踏尋過往研究曆程，重展記憶和史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隨著對十七年文學、“文化大革命”文學的關注，對浩然創作再評價成為一個重要環節。實際上，從浩然初登文壇到現在，對浩然及其作品的品評從未間斷過。拂開這段曆史的塵封，由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遮蔽，文學史上對浩然的評論大致上可分作兩種——肯定或否定。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毛澤東思想成為文學研究指導理論的期間，對浩然的評論大多以政治理念批評為主，通常在介紹浩然創作基本情況後分析其創作的意義。這期間對浩然的短篇小說較有文藝批評水準的兩篇文章是葉聖陶的《新農村的新麵貌——讀〈喜鵲登枝〉》和巴人的《略談〈喜鵲登枝〉及其他》，較早指出浩然初期短篇小說的創作特點。葉聖陶欣喜地稱讚道：“作者寫對話、寫景物，集中在表現人物的需要上，不肯隨便浪費筆墨。所用語言樸素、幹淨，有自然之美。是可以上口念的作品，念起來比僅僅用眼睛看更有意思。”巴人從整體上給出評價：“《喜鵲登枝》裏這十一篇小說，每篇都透露著新生活的氣息，讀了以後，好像自己也下了一次鄉，置身於新農村裏，看到了一個個精神飽滿、積極、勇敢而又活潑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顏開、正直、純良，從舊生活和舊思想中解放出來的年老的一代。”此外，艾克恩的《人民公社的頌歌——評浩然的幾篇短篇小說》、《說長道短——評浩然的短篇小說集〈蘋果要熟了〉》、徐文鬥的《談浩然的短篇小說》等也對作品的主題、價值、創作特點等進行了分析。
《豔陽天》出版後，評論文章主要從思想藝術和人物形象上分析，比如範之麟的《試談〈豔陽天〉的思想藝術特色》、王主玉的《評長篇小說〈豔陽天〉》等文章。此時的文藝界已開始用階級話語展開文學批評。隨著“文化大革命”開始，對浩然的文學批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階級話語進行的。金梅、吳泰昌發表的《打著火把的領頭人——評長篇小說〈金光大道〉》、《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形象話教材——小說〈豔陽天〉讀後》、《路線鬥爭的生動教材——喜讀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等評論文，所操持的都是政治話語，用一些政治原理來代替文藝批評，直接引用馬列、毛澤東語錄比附作品，用庸俗階級對立觀片麵剝離作品，造成作品評論公式化，遠離真正的文學批評。同期，台灣旅加學者嘉陵發表於香港的長篇研究專著《我看〈豔陽天〉》，可以說是這一時期唯一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1978年新時期開始，學術研究逐漸恢複正常化，由於對極左年代政治化的反思，對浩然的否定性評價開始多於肯定性。首先在基本肯定他新時期諸多創作的同時，對他“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創作進行了否定，比如對1978年後創作的《蒼生》予以極大肯定，但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金光大道》、《白花川》、《西沙兒女》則完全否定；或者對具體作品給出一分為二的評價，如《豔陽天》。但是在具體的批評中，批評者難免把作品的藝術價值與批評者自己的感情色彩混同在一起，尤其針對浩然“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曆，不斷糾纏在政治意識形態批評話語中。這時期對浩然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處於相對“冷清”的狀態，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雷達的《舊軌與新機的纏結——從〈蒼生〉反觀浩然的創作道路》、周德生的《浩然圖式——對浩然小說創作演變軌跡的描述與評析》、金梅的《浩然十年創作描述》、侯健的《泥土之歌——浩然的創作道路》等文章。這一時期政治批評意識形態色彩被淡化，學理性的研究意識逐漸增加，許多批評者已不僅僅限於或者滿足於對單獨作品的分析，而是力圖對浩然的整體創作特征進行分析，如周德生的《浩然圖式——對浩然小說創作演變軌跡的描述和評析》、金梅的《浩然十年創作描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