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寫什麼——再極端經驗寫作
對於寫作者，寫什麼和怎麼寫一直是需要直麵的兩大問題，有人說不在於寫什麼，而在於怎麼寫，乍看很對，其實也很偏頗，——沒有好的題材，什麼都可以入文入詩，那隻是練練筆，對於真正的文學作品是不能濟事的。
筆者在若幹年前曾寫過一篇《極端經驗寫作與西方現代派》的文章，今天想進一步延伸談一談。““文似看山不喜平”，作為題材更是這樣，比如蒲鬆齡寫聊齋，他追求的是離奇的東西，如果他寫的隻是張家長李家短，作品的影響力就差多了。認真想一想，古今中外耳熟能詳的優秀作品，哪一部不是極端經驗寫作的產物？
一個作家要拒絕平庸，其寫作就要超越世俗經驗世界，去寫一些不同凡響的東西，極端經驗寫作正是如此。
那麼，極端經驗都是從哪裏來的呢？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認為，“作家就其基本義而言，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這個“被捂住的傷口”自然不是歌德體、不是老幹體，更不是風花雪月，我認為它其實就是極端經驗。實際上不管你寫得再極端，也沒有現實生活更極端，莫言《蛙》裏麵隻是寫了計劃生育工作隊開拖拉機拖鋼纜拉倒超生戶院門前的大樹，而前些年拉倒超生戶辛辛苦苦蓋起的房屋、把人活活砸死在裏麵的事例多得是。就比如最近“東方之星”400多乘客活活淹死、悶死在江底，就比如太原民警王文軍活活擰斷討薪農婦周秀雲的脖子，就比如慶安鐵路民警李樂斌一槍擊斃醉漢徐純合，比比皆是的事例都是有違和諧的，而這些難道不是題材。在著名作家張煒看來，“那些好的藝術家，在經曆了一切之後，剩下的最後一件珍寶就是倔強。而那些沒出息的所謂藝術家，隻能越來越乖巧、越來越懂事。”
極端經驗也是經驗，它首先源自生活，不是刻意找來的，但一個對生活很知足、整天尋樂子的人，極端經驗怕也不容易找到。前幾日一個文學交流活動上，有詩人開著豪車來參會，散發了大量自己的作品，其實他雖寫了很多，詩尚未入堂奧。“文章憎命達”，過著適意的生活，日子太一帆風順了是沒有作品的，張煒認為“有些中國當代作家曾寫出了簡潔而真摯感人的、生氣勃勃的作品；可是後來當他（她）影響更大了，生存狀況得到根本改善之後，那些沉沉的真摯的東西就像熱氣下的冰一樣化掉了。他們無論寫怎樣的悲劇、怎樣低沉的調子，也無濟於事。不感人——不深深地打動人了。”另一位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甚至說，“一個人隻有對生活死了心，才能蛻變成一個創作者。”
西方現代派文學風行八九十年，產生了一大批經得起檢驗的大作家，給世界文學帶來了巨大財富，他們最大的成功之處無外就是極端經驗寫作。可以說，極端，是現代主義留給我們的遺產，極端經驗寫作告訴我們唯有極端才會讓讀者過目不忘。說極端經驗寫作是每一個寫作者的法寶，並不為過。在今天這樣一個犬儒化的時代，作家要想走出小我、小感小悟小情調，要想在創作中有一定的突破，非極端經驗不能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