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當代社會以來，隨著婦女解放的社會漸進和女性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台灣女作家的人才輩出與創作豐盛，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文壇事實。
1949年以來，台灣女作家人數之多，如同璀璨的文學星群，不斷照亮台灣文壇的半邊天下。以大陸遷台的新移民女作家的群體崛起為起點，自1955年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以降十年間，僅登記在冊的會員人數即已超過300人。就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創作隊伍而言，活躍於五六十年代文壇的新移民女作家，嶄露頭角於6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學院派女作家，成長於70年代台灣本土的戰後新世代女作家，獨領風騷於80年代文壇的“閨秀文學”與“新女性主義文學”女作家，90年代湧現出來的更年輕的“新世代”女作家，她們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文學加盟，共同標誌了台灣女性小說作家陣營的發展和狀大。根據台灣學者、文學評論家李瑞騰就1984年和1995年出版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新編》所做的統計，在台灣文壇的作家總數中，女作家所占人數的比例，從1984年的29％增至1995年的35％；那些出生於四五十年代的女作家，達到同時代出生的台灣作家總數的36％—37％，而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則占到同時代出生的台灣作家總數的54％。
如此眾多的女作家活躍在台灣文壇上，並帶動台灣的文學風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文壇奇觀。台灣女性小說對台灣社會變遷曆史和時代脈動的呈現，她給廣大的社會讀者帶來的人生解讀和真善美憧憬，她從女性視角發掘的女性人生境遇與生命軌跡，都從不同側麵表現了小說與時代、社會、人生乃至女性自身的文學對話。女性作家在小說寫作領域，曾經創造過驕人的成績單，有許多作品至今台灣讀者仍然耳熟能詳：諸如孟瑤的《心》（1953年）、張漱菡的《意難忘》（1953年）、艾雯的《生死盟》（1953年）、、繁露的《養女湖》（1956年）、琦君的《百合羹》（1958年）、童真的《古香爐》（1958年）、林海音的《城南舊事》（1960年）、聶華苓的《失去的金鈴子》（1960年）、徐鍾佩的《餘音》（1961年）、郭良蕙的《心鎖》（1962年）、王令嫻的《好一個秋》（1966年）、吉錚的《海那邊》（1967年）、歐陽子的《那長頭發的女孩》（1967年）、康芸薇的《良夜星光》（1968年）、劉枋的《小蝴蝶與半袋麵》（1969年）、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1969年）、徐薏藍的《河上的月光》（1969年）、羅蘭的《飄雪的春天》（1970年）、謝霜天的《梅村心曲》（1975年）、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1976年）、陳若曦的《尹縣長》（1976年）、季季的《拾玉鐲》（1976年）、曾心儀的《我愛博士》（1977年）、蕭麗紅的《桂花巷》（1977年）、趙淑俠的《我們的歌》（1980年）、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1981年）、蘇偉貞的《紅顏已老》（1981年）、李昂的《殺夫》（1983年）、廖輝英的《油麻菜籽》（1983年）、《不歸路》（1983年）、蕭颯的《小鎮醫生的愛情》（1984年）、朱秀娟的《女強人》（1984年）、施叔青的《愫細》（1984年）、袁瓊瓊的《今生》（1988年）、陳燁的《泥河》（1998年）、李昂的《迷》（1991年）、淩煙的《失聲畫眉》（1990年）、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年）、蘇偉貞的《沉默之島》（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記》（1994年）、邱妙津的《鱷魚手記》（1994年）、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1994年）、朱國珍的《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1997年）、賴香吟的《散步到他方》（1997年）、郝譽翔的《洗》（1998年）、朱天心的《古都》（1998年）等等。台灣女性小說一路走來，身後留下了半個多世紀的創作曆程和文學輝煌。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台灣女性小說不僅在每一個曆史階段都程度不同地表現出文學的前衛精神，而且以其豐富的創作實績彰顯著女作家的文學優勢，並與社會讀者之間產生更為親和的互動影響。如何鋪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書寫脈絡、文學傳承和風格流變，這應該成為文學史建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然而，如此豐沛的台灣女性小說創作，在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大有逐漸步入被遮蔽被遺忘的文學史角落之可能。比如，文學史家在談論20世紀50年代台灣文學的時候，多以“戰鬥文藝”的一統天下而一言以蔽之。而這一時期疏離於“戰鬥文藝”主流文壇的大量的女性寫作，諸如具有相對純正品質的“懷鄉”小說，有關婦女生存境遇、婚姻愛情議題的發掘，特別是彰顯了女性主體意識的作品，卻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還有的女性小說，雖然碰觸了非常尖銳而有價值的女性議題，但因為它的不入潮流，也在邊的位置上被人遺忘。當現代主義風潮席卷60年代台灣文壇的時候，人們多為學院派前衛的文學試驗而吸引，有誰注意到，新移民女作家卻用傳統的寫實手法，悄悄開打了一場“家庭性別戰鬥”？諸如此類的文學現象，在台灣文學史上並不鮮見。許多對文壇產生過強烈衝擊力的女性小說，曾經當之無愧地參與了台灣文學的積累與建設，但在現今的台灣文學史中，她們卻常常處於一種缺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