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林先生以為自由詩和韻律詩的分別，隻是“姿態”上的不同（提到他的“四行詩”的時候，他又說是“風格”的不同，而“姿態”和“風格”這兩個不大切合的辭語，也就有著“不同”之處了），而說前者是“緊張驚警”，後者是“從容自然”。關於這一點我們不知道林先生的論據之點是什麼？是從詩人寫作時的態度說呢，還是從詩本身所表現的東西說？如果就詩人寫作時的態度說呢，則韻律詩也有急就之章，自由詩也有經過了長久的推敲才寫出來的。如果就詩本身所表現的東西來說呢，則我們所碰到的例子，又往往和林先生所說的相反。如我的大部分的詩作，可以加之以“緊張驚警”這四個絕不相稱的形容詞嗎？郭沫若、王獨清的大部分的詩，甚至那些口號式的“革命詩”（這些都不是“四行詩”，然而都是音調鏗鏘的韻律詩），我們能說它們是“從容自然”的嗎？
我的意思是，自由詩與韻律詩（如果我們一定要把它們分開的話）之分別，在於自由詩是不乞援於一般意義的音樂的純詩（昂德萊·紀德有一句話，很可以闡明我的意思，雖則他其他的詩的見解我不能同意；他說，“……句子的韻律，絕對不是在於隻由鏗鏘的字眼之連續所形成的外表和浮麵，但它卻是依著那被一種微妙的交互關係所合著調子的思想之曲線而起著波紋的”）。而韻律詩則是一般意義的音樂成分和詩的成分並重的混合體（有些人竟把前一個成分看得更重）。至於自由詩和韻律詩這兩者之孰是孰非，以及我們應該何舍何從，這是一個更複雜而隻有曆史能夠解決的問題。關於這方麵，我現在不願多說一句話。
其次是關於林庚先生的“四行詩”是否是現代的詩這個問題。在這一方麵，我和錢獻之先生和另一些人同意，都得到一個否定的結論。從林庚先生的“四行詩”中所放射出來的，是一種古詩的氛圍氣，而這種古詩的氛圍氣，又絕對沒有被“人力車”，“馬路”等現在的噪音所破壞了。約半世紀以前扯新名詞以自表異的詩人們夏曾佑，譚嗣同，黃公度等輩，仍然是舊詩人；林庚先生是比他們更進一步，他並不隻扯一些現代的字眼，卻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衣之以有韻律的現代語。所以，從表麵上看來，林庚先生的四行詩是嶄新的新詩，但到它的深處去探測，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古舊的基礎了。現代的詩歌之所以與舊詩詞不同者，是在於它們的形式，更在於它們的內容。結構，字彙，表現方式，語法等等是屬於前者的；題材，情感，思想等等是屬於後者的；這兩者和時代之完全的調和之下的詩才是新詩。而林庚的“四行詩”卻並不如此，他隻是拿白話寫著古詩而已。林庚先生在他的《關於北平情歌》中自己也說：“至於何以我們今日不即寫七言五言，則純是白話的關係，因為白話不適合於七言五言。”從這話看來，林庚先生原也不過想用白話去發表一點古意而已。
這裏，我應該補說：古詩和新詩也有著共同之一點的。那就是永遠不會變價值的“詩之精髓”。那維護著古人之詩使不為歲月所斫傷的，那支撐著今人之詩使生長起來的，便是它。它以不同的姿態存在於古人和今人的詩中，多一點或少一點；它像是一個生物，漸漸地長大起來。所以在今日不把握它的現在而取它的往昔，實在是一種年代錯誤（關於這詩的“精髓”，以後有機會我想再多多發揮一下）。
現在，為給“林庚的四行詩是否是白話的古詩”這個問題提出一些證例起見，我們可以如此辦：
一、取一些古人的詩，將它們譯成林庚式的四行詩，看它們像不像是林庚先生的詩；
二、取一些林庚先生的四行詩，將它們譯成古體詩，看它們像不像是古人的詩。
我們先舉出第一類的例子來，請先看譯文：
日 日
春光與日光爭鬥著每一天
杏花吐香在山城的斜坡間
什麼時候閑著閑著的心緒
得及上百尺千尺的遊絲線（譯文一）
這是從李義山的集子裏找出來的，但是如果編入《北平情歌》中，恐怕就很少有人看得出這不是林庚先生的作品吧。原文是：
日日春光鬥日光
山城斜路杏花香
幾時心緒渾無事
及得遊絲百尺長（原文一）
我們再來看近人的一首不大高明的七絕的譯文：
離 家
江上海上世上飄的塵埃
在家人倒過出家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