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歡那些有著濃鬱地方特色和鄉土風味的文學作品，喜歡翻開書頁就可嗅到撲麵而來的風土人情、民俗民生之氣。換句話說，我很推崇用文學作品去反映和渲染地域文化，推崇那種一看文字，無需再作其他介紹，就可以知道它寫的是什麼地方，寫的是什麼人的作品。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我便極力地嚐試著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對鄉土文化予以最大容量的承載。雖然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使作品增添許多“土”味，但我仍在樂此不疲。人的一生是離不開“土”的，我想作品也是如此。於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歧路》。
《歧路》是2005年出版的，這一年對我應該是個特別的年份。當然，這種特別並不僅僅表現在我擁有了一部長篇，而是這一年對我來說過得太匆忙了，以至於一抬腳，就發現已經站在了2006年的門檻前了。匆忙之間，我已開始構思並創作我的這部新作《大龍骨》。其實，說到2005年，不隻是我一個人的特別之年。我是榆社人，我的作品也多是取材於這片土地，從鄉土情結上講，我怎麼也割舍不開用自己的雙眼和筆去關注發生在這裏的一切。但長久以來，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總是顯得那樣滿身塵垢，無可奈何。人們在麻木著，也在盼望著。2005年的初夏，從太行山下走來兩位戴眼鏡的年輕人，分別出任了我們這個縣的縣委書記和縣長，他們一個叫曹煜，一個是衛明喜。縣委書記和縣長同時易職，這在現代官場上是很少見的，其深意似乎無需多言。果不其然，接下來的日子，這種“深意”便有了更為現實和光明的解釋。當然，這所有的一切，已經不是我這部《大龍骨》所準備表達的東西了。作為個人來說，我隻知道，正是這一個特別之年，才使我又生出了《大龍骨》的創作衝動和機緣。
此後的日子依然是匆忙的，在匆忙中工作，在匆忙中揮灑著自己的年華。比如與同誌者去爬山遠足，再比如在一種叫做“鬥地主”的對搏中感受我這種年齡的人沒有經曆過的抗戰、土改、“文革”那個時代的那種同仇敵愾，或是孤苦無奈和群起攻之的種種氛圍和心情。當然，沒有舍棄的，依然是寫作。在這一段日子裏，我的腦子裏更多地縈繞著的是有關《大龍骨》創作的種種“前因後果”。榆社可謂遍地龍骨，素有世界“化石之鄉”之美譽，龍骨的故事就在我的身邊時時發生著。創作一部關於龍骨的作品，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如果把創作的主題僅僅是定位在一個龍骨的表層來寫，顯然又不是太有意義的。
這時候，有朋友又跟我說起我以前的作品，說我應更多地回頭去關注榆社的曆史，特別是發生在抗戰時期的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我的心為之一震，迷茫著的思路頓然開朗。早在我的童年，我的爺爺、奶奶就經常將抗戰的故事講給我聽，我的幾個同族爺爺、老姑的年輕生命就都是在這場戰爭中失去的。至今，縣烈士陵園的石碑上都鐫刻著他們的大名。我知道，整個榆社，大到整個中國，如他們者又何止千萬！何況，還有那些個因各種原因而不能夠在石碑上留下名字的許許多多的人，也同樣都有著許多令人深思的故事。當然，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常常是會在創作過程中生出許多超乎初衷的新意，所以，在寫作我的《大龍骨》時便在不知不覺中又延伸到土改，觸痛到“文革”。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實在沒有把握把太好的言辭送給我自己的作品，但作為榆社的子民來說，我覺得我已經用我自己的方式，對這片土地作了最好的報答。
2006年歲末，《大龍骨》初稿被在北京工作的鄉友梁雲程帶到作家出版社，與此同時，我手頭留著的幾份樣稿已在我工作單位的“小圈子”裏悄然傳開。應當感謝的是，除過上文提到的曹、衛，還有連艾青、武曉花、任五剛、寧建明、張俊文、喬達明、趙宏、趙力群、田飛、林峰、衛東、文彥、張梅、張玉、躍平等諸君都給我的作品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見。此後，我一邊在等待，等待早日聽到來自北京的消息；一邊在修改，在修改中讓它變得更為完美。
2007年五一過後，就在《大龍骨》的初稿與首都人民共同享受了春節過後三個月的明媚春光之後，我接到了作家出版社馬雲燕老師的電話。一塊石頭落地了。馬老師和雲程有著同樣的熱情和誠善，但我卻對他們說不出太多感謝的話語。或許人生就當如此，把所有人對你的好都默默地記在心間，然後再默默地把這些好分給周圍的所有人，分給腳下的這片土地，這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
2007年5月29日於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