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9章 公開的情書(1 / 3)

愛人:

自從你不讓我和你見麵,我真想把手頭上的工作全部放下。但大家都以為我是隨便說說。現在,剩下我一個人硬著頭皮應付麵前必須負的責任。昨日列一張清單出來,手上的工作總共十七項。九月,原來已經進入絞盡腦汁之季。

腦——好奇怪,與“老”同音,可是它的確也會老呀。據說,老了,腦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不精刮了。或,未老已經遇上這些問題,最近分別與幾個朋友談到丘世文的腦癌。

你一定不知道了,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輕文化人中的一座MONUMENT。是他和鄧下宇、陳冠中三個人創辦《號外》的。當時的《號外》,自然不是現在的樣子,它肩負了分析針砭文化時弊的大任——以嬉笑怒罵的方式。每一期的封麵已是先聲奪人。將雜誌變成明星,在香港,恐怕後無來者,唯有八十年代的《號外》。(因為經濟起飛,香港轉型金融中心,“建築”和“城市規劃”也是《號外》的兩座重鎮。)

曾經,每期《號外》我都有。那時像你現在般年輕,卻在搬家時不懂珍藏,撕的撕,掉的掉。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號外》展現在你的麵前,你就會明白香港現在是如何沒有選擇地——開倒車。

而,當年《號外》的一隻重要腦袋丘世文,也要麵對它的衰竭死亡。

丘世文和我的辦公室曾經在同一座大廈。那時候我們共進同出,經常碰頭。他的“傳奇”是家中沒有牆壁,隻有書櫃。他在雜誌中的讀書報告是最好看的,他在報章上寫的文章,是剔透通明的,像——昨夜之燈。每次看見他,我都畢恭畢敬。(另一個令我有同樣敬意的,是現在任職消費者委員會的前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她以三年議員任期,爭取成立“平等機會法案”,唯是爭取不到性傾向歧視的條例三讀成法案。在她落車之際,經濟日報去訪問她,問三年之內學到什麼,她答:學到怎樣去爭取一件事情,以及如何交給別人繼續,然後自己moveon。)

說回丘世文。他常常吸著煙鬥,十分學者look。他是港大的精英。對港大,那年代的人感情至為深厚。許鞍華有部八十年代拍的電影叫《今夜星光燦爛》,林青霞飾演一個港大學生,與講師林子祥發生戀情,分手過後了十八年,戀上了少男吳大雄,然後才知道他是林的兒子。有一個鏡頭我的印象深刻極了,是荷花池。最近許鞍華的紀錄片《去日苦多》,也是對港大致以懷念,她找來詹德隆和吳靄儀談大學生的素質。當中有許多懷舊感慨,當然少不了即將拆卸的何東。

丘世文有一個筆名叫顧西蒙,有一係列書叫《周日床上》,寫大學畢業的八十年代新中產如何賴床……因為缺乏人生的推動力。寫的萬分萬分好,好的文字,好的設計,好的觀察——從專業人士身份到低下階層,統統深入生活,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鏡子。現在恐怕已經絕了版,否則,不論從閱讀趣味或認識社會的角度來看,都是必看之作。

那年代,我們的腦袋,通過別的腦袋來刺激、滋潤。這,未嚐不是集體的鞭策吧——就像我說過老師在教室裏的責任,其實應該是鼓勵同學SpeakTheirMinds,因為每個人要聽見自己的聲音,必須通過別人的聲音。一粒石子投擲出來的漣漪,到底不似彼此起落的競投,這樣,湖麵的蕩漾,才不是一、二、三,然後寂止。

八十年代有新與的Media、Literature、Film、Music(達明一派!)、Fashion、Theatre(進念!)……新,即是某程度的破舊。見得愈多,人們的腦袋愈有躍動,心也相對地變得開放得多。那時候,“接受/不接受”不是人們的底線,相反,大家隻會希望追上時代步伐,證明自己也做得來,做得到。

九十年代最大的分別是,大氣候一片逆來順受,甚至自動舉手投降,所以表麵繁榮,實則不然報紙頭版愈來愈似漫畫——大隻聳動的標題,大幅嚇人的視覺:不是很《風雲》嗎?

而且,沒有幾張報紙能夠脫離這種“大眾需求”的框框。昨日一份報章的文化版編輯來電,她說做完國際意見調查,報告出來如下:

(一)讀者要多些彩色圖片;

(二)少些長又嚴肅文章;

(三)多些生活化材料(即是吃、玩)

聽罷,我便問她:“這樣的意見,也要花錢才調查得出來嗎?”

或,這份報章的老板是否一定需要這個報告,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級,把自己改裝成《東方》三號、《蘋果》四號?

……沒有選擇,這個城市。

沒有選擇,是因為有財有勢,控製大眾思想與行為模式的野心家們,十足十地掌握了香港這塊殖民地的習性,繼續推行“中國人殖民中國人”——以對腦袋的不尊重。

你可以說,責任沒理由歸咎賣物者,應該是買物者自暴自棄才對呀——是他們先不尊重自己的腦袋,不認為思想自主是作為一個“人”的最珍貴之處,所以才會喂什麼就吃什麼,然後養成長期依賴的習慣。乍聽,這也真是雞和雞蛋之爭。不過,就是有人不能認同目前的狀況,他們出力,還是不易得到響應支持——殖民的一個後遺,就是將無力、無自信的自我價值觀,根深蒂固地種植在被殖民者的腦袋和血液裏。於是,有理想與逃避至上的,變成互相克製,自己人打自己人,時間精力花在了內戰之上,權威的殖民者大可放心睡午覺去了。

選擇,是脫離慣性,怎少得了“勇氣”?

“慣性”,放在香港的範疇,沒有任何例子比得上TVB的收視率——它的節目真是品質保證嗎?答案雖然清楚不過,隻是觀眾看得多跟少的分別,殊不知真正的分別在於——要求!

要求TVB進步,不一定上K-100對住鏡頭像白癡般喃喃自語。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自己製作節目。

自己製作節目,不一定是搬上熒幕,可以在舞台,在紙上,在家裏,在同學當中。

所以,“要求”不應該是消極、被動的。“要求”有很多變數,而CREATIVITY,才是目的,又是手段。

我們生活的這塊地方,大部分都在身受“創意已死”的煎熬,所以覺得“要求”是那麼遙不可及的事情,但,這並不代表人們甘於過著“沒有要求”的生活,相反的,沒有能對自己作出“要求”的人,愈是對苦悶寂寞的生活作出“要求”——自己愈是不能做到,愈是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這個“別人”,不是別人,就是“對象”。

父母把子女當成“對象”,男人把女人當成“對象”,女人把男人當成“對象”。“對象”把“對象”當成“對象”。當“要求”不切實際,不能被滿足,大家就把責任推諉在人物、時間、地點,而不是回到根源:“我”為什麼有這些(不能要求自己的)要求?

要求別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像,要求別人對“我”好,總是容易過要求自己對“自己”好。因為“我”和“自己”是有分別的(法文不是也這樣教嗎?)——“我”,是一種EGO,它在任何事情的前頭,是拉住馬車的頭馬,所以甚少能夠放下。“自己”則是一種SELF——是放下了“我”才看得見的真正主體。

凡事以“我”為主,未必是抓住了“主題”,更多時候,可以正好相反:別人不動我不動,完全是Passivity。

社會充斥著“被動”的風氣,即是愈來愈“沒有人動”,沒有人“敢”動的社會,又怎會有生氣、進步?

沒有人“敢動”的社會,也不會讓人有機會真正的“感動”——事事自保,一切以自己的安全為大前提,等於在對感情的要求上上了鎖——鎖上久了,大家都忘了開鎖的號碼,所以,忘了就算了。

現實中滿是半途而廢的痕跡,消極悲觀供不應求。更加不願以身試法了。常常說現在的人們心底裏隻有一個願望:“不勞而獲”--反正出了力也不一定收成,倒不如疊埋心水等運到。你別說,“一命二運三風水”,才是目前香港最受歡迎的宗教。

等的同時,放不下心裏的渴望,唯有市場上的製成品——電視劇、日劇、流行歌、漫畫……中那些地方登場的“愛情”,曲折得使我們躍躍欲試,甜美得教我們隻想一心代入。“幻覺”如是變成“現實”的標準。——在現實裏,我們被這些渴望主宰得失去辨認虛實的能力,同時忘記了這些“幻想”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正正由於“電視”、“卡拉OK”是“坐”著看/唱的,不顧身體力行的人,才會甘於“坐”著而得到喂飽呀。

當幻想遇上幻想,幻想隻有破滅。現在那麼多人愈談戀愛愈對“對象”失望,愈對“對象”失去樂觀和信心,便是因為睜著眼睛地盲餓。

不願意看清楚自己(失去了PerceptionOfSelp),自然無法看清楚LIFE(生活)——很多人會說“我就是這樣,我情願是這樣”,言下之意,這是他個人選擇,與人無尤。然而,這是真的嗎?我覺得未必,因為他的執持,將會再碰上其他一樣或不一樣的人而產生影響,也許,他會傷害別人,也許,他的態度會令他另一次被傷害更深。

逃避現實,可不可以看做“不肯扭開腦袋樞紐”呢?

現實是龐大、複雜、混亂,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的。麵對現實,認識現實,一個人便要“從複雜的現實與過量的資訊裏凝聚或整理出意義”。你可有發現自從搬了回家,你留在電視機前的時間逐漸增多?你可知道原因?是空間(的狹小)?抑或它提供給你另一種空間——“人們通常以最方便、偷懶的方式,在隨時可扭開的電視裏,從它源源不斷提供的擬似現實或非現實的虛假訊息中,暫時安頓我們疲憊、受傷、或空虛的心靈。”

“當觀眾與電視媒體合力將娛樂與資訊,虛假符號與真實意義全部混在一起,使之無從分辨與區隔,最後一切節目皆娛樂化,電視(生命)本身終於變成一個巨大的‘綜藝節目’(VarietyShow),觀眾(人們),就在裏麵失去了所有的自主性。”

你說過“我不知道怎麼去看一件事情/一件東西/一本書/一棟建築,我常常覺得我的‘看法’和別人會很不一樣,我覺得我的‘看法’是錯的”。你在對我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是真的,很Vulnerable,很脆弱,因為它暴露了你對自己的缺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