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原來，我對於唐代碑石接觸不多。即便是有機會接觸，也是走馬觀花，沒有逐一深究其意。後來，陝西師大的校友張沛同誌送我一本他編的《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出版），使我對唐代碑石的研讀有了非常便利的條件，才促使我對碑石文的內容漸漸發生了興趣。
1994年，我退休了。按理說，應該開始遊憩歲月了。我的三個子女，兩個在國外工作，一個在上海工作。他們都希望我放鬆一下，到他們那裏欣賞一下異國異地的風光，過幾天閑適自得的生活。經過再三考慮，我最有感情的還是這十幾平方米的書房。這間書房來之不易，1980年我53歲才得到的。當時，三個子女都在上學，我隻得住在書房裏。一直到兩個子女都大學畢業，獨立工作了，書房兼臥室的狀況才有改變。最後，小女兒取得碩士學位，到上海去工作了，這間書房才真正成了我的安樂窩。
在這間書房裏，我寫了一百多萬字的著述，完成了必要的教學任務，自感其樂無窮。退休後，又對碑石銘文發生了興趣。眾所周知，史學工作者不管從事什麼著述，決不能離開書房。離開必要的參考書和各種原始資料，是不可能有學術成就的。這就是一間小小的書房具有很強魅力的地方。
退休了，為什麼對史學工作者的職業還興趣不減呢？其一，我的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太值得珍惜了；其二，孔子的“不知老之將至”精神對我影響頗深，使我認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就是長壽之道。
我到大學讀書，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生長在農村，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沒有文化。在上小學的時候，父親曾對人誇口說：“我一定要使孩子讀到中學畢業。”父親所謂的中學就是初中。不料，事與願違，初中剛上一年，父親才38歲，就因病與世長辭了。母親去世更早。我沒有兄弟姊妹，無親可投，隻好自力更生，開始農耕生活。不久，家鄉淪陷，更是雪上加霜，除了農耕之勞以外，還得為日本鬼子做苦工。在日本鬼子直接驅使下修鐵路，築城堡，為偽縣長修院牆等，我都記憶猶新。在那最黑暗的時代，隻希望農作物收成好些，趕快打敗日本鬼子，根本沒有想到找回讀書的機會了。
抗日勝利後，賣了父親留下的房子，又上完了初中。1948年初，家鄉解放，參加了工作。第二年，又接著讀高中。1951年，響應國家號召，參加軍事幹部學校，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受的思想教育，是安下心，紮下根，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貢獻一切。既然投筆從戎，又接受這樣的思想教育，當然不再考慮上大學了。
1952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偶然的機會來到了。集合出操的號聲剛完，值星員就要帶隊出發，徐指導員過來了，他點了11個人的名，其中有我。把這11個人帶到隊部後向我們宣布：接上級通知，明年我國要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各項建設的需要，必須培養大量的經濟文化建設人才，你們的年齡和文化程度都符合上大學的要求，現在你們必須放下槍杆子，拿筆杆子去。就這幾句話，我們的前進道路改變了。當天，我們的槍支彈藥收繳完畢，第二天就離開軍營了。由於西北學生來源較少，我們必須遵守一條規定，隻能進西北地區的高校。於是，我到了西北大學師範學院，後經調整，成為現在的陝西師範大學。1956年開始，到1994年退休，在這裏工作了38年。真沒有想到，扛鋤頭、趕牛車的農民，準備保家衛國的軍人，忽然走進了知識分子的隊伍。
上了大學，視野大大開闊，懂得了學無止境的道理。開始教學工作後，愈來愈感到知識的不足；應當承擔科研任務時，愈來愈感到知識的淺薄。更加自己大學畢業已經晚於一般人六七年，和同齡人比較，已是相對的落伍者。必須急起直追，才不至於掉隊。這種無形的鞭策力量，促使我的求知欲望日益加強。如果說我還比較勤奮的話，這種失而複得的讀書機會所產生的緊迫感，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