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簡稱碳減排)，是全人類社會最大的公共需求。任何一個國家碳排放的減少都會對其他國家乃至全球產生正外部性。反之，則會對其他國家乃至全球產生負外部性。然而，從短期分析和一國國民短期福利改進角度看，一國碳排放減少，不一定等於其國民福利的實際改進或國家實力的實際提升，甚至很難說這就是該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碳排放的多寡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究竟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更多地取決於該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這也是直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始終未能就全球溫室效應的控製和碳排放問題達成一致性共識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誰都知道“減少碳排放”、發展“低碳經濟”是全球所有人的根本福祉所在，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減少碳排放”和實施“低碳經濟”，還始終是各國圍繞發展及其國民福利改進可能性與現實性而展開博弈的一個“砝碼”，或者說，是當代人類社會各民族國家之間的一個最聰明的要約。因為，迄今為止，人們還很難指望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從全球安全或者全人類健康發展的角度來安排本國的“碳排放”。道理很簡單，在國家仍然具有“民族”特性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以犧牲本國國民既定利益為前提去追求或者去實現全球的“碳減排”目標。
當然，這並不表示“碳減排”就不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現實理論和重大實踐問題。因為，減少“碳排放”和發展“低碳經濟”，對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人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完全無所謂”的事情。“碳排放”的減少，本質上是資源消耗的減少、資源配置與使用效率的提高、綠色發展和環境友好的實現，以及地球村所有公民福利的改善。雖然到目前為止各國都在努力探索降低“投入—產出比”，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但在實踐中還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是從全人類根本福利改進的角度考慮和設計本國“碳減排”的。一個客觀的現實是，發達國家所積極提議和倡導的“碳減排”要求，未必就是發展中國家願意遵循的“碳減排”安排；而發展中國家希望實現資源有效利用前提下的發展，卻常常受到發達國家的各種限製。這是一組十分現實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國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國並非全球最大碳排放國。無論是從總量角度還是從人均角度，特別是從人均角度看，我國的碳排放還遠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毫無疑問，隨著我國從第二經濟大國邁向第一經濟大國，我國的碳排放量也會進一步上升，而且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這也是全球氣候問題談判中，我國經常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並因此而經常承受巨大的，甚至額外的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大量設置低碳技術知識產權轉讓壁壘和貿易壁壘現象的頻繁發生，從一個側麵表明，在當前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大力度實施碳減排，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可能更多的是機遇，但對我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則可能更多的是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大國，我國不僅要堅決堅持始終如一的碳減排立場，包括2009年做出的力爭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同時也要堅決反對一切脫離我國發展實際，甚至可能嚴重損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過度的碳減排要求。
本書緊緊抓住“中國特色的低碳之路”這個主題，站在我國大國發展戰略的高度，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深刻分析和闡明了擁有13億多人口的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要重視碳減排技術的研究和創新，又要重視碳減排任務的落實與實現，還要堅決抵製超越我國經濟發展實際與可能的碳減排要求，避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而掉入“碳數量陷阱”。必須看到，我國的碳減排與發達國家的碳減排麵臨的環境與條件是根本不同的。發達國家倡導和鼓勵碳減排，是以這些國家已經全麵實現工業化、進入後工業社會為起點的，其直接目標是在保證能源安全的同時尋求新的競爭優勢和經濟成長點。我國支持和認同碳減排並鼓勵低碳經濟發展，是以我國仍然處於工業化中後期、城市經濟和農業發展水平還很低為起點的，其直接目標是在進一步優化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同時實現資源的更加有效配置。我讚成範化軍博士提出的這樣一種參與和推進碳減排的我國立場，並切實走好我國的“低碳之路”。
“低碳之路”的核心是技術進步。這是現代文明賦予技術進步的一項新內容。無助於降低碳排放的技術，雖然不能說不是技術創新，但真正的現代的技術創新一定是能夠降低碳排放的技術。通過有助於走“低碳之路”的技術創新，原本稀缺的資源可以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原本可再生而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能源可以得到更大力度的開發和更充分的利用，原本低效率的資源可以實現更大和更高的使用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提倡的中國特色“低碳之路”，本質上就是大力提高“資源生產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