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理性的態度應該是最適宜的。我們先不要說這種文化好還是不好，我們應該理性的承認這是一種現實，這種現實並沒有隨著市場經濟、隨著WTO、隨著全球化而有本質的改變。如果把一個民族比做一個人，這個人的本性的本質的東西是永遠不可能改變的，他可以被調整，但不可被改變，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麼，文化的現實其實也是如此。我們承認這種現實，在承認的基礎上調整，總比閉著眼睛裝做他不存在要好。所以，我是個堅決的反傳統者，但同時，我的言行經常表現出對傳統的維護和認可，我認為這是一種智慧，我們不可能完全顛覆傳統，我們隻能在傳統給予的現實基礎上進行修正和調整，我們可以左右傳統而不是被他左右，我們可以用它而不是被它所用，當我們主動的改造它時，我們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中國的企業家最容易成為現代的專製者。
正是從這個基點出發，我經常鼓勵企業家向中國的政治家學習。因為，企業這個實體組織經濟上的特殊性，他的獨立王國性質更鮮明，他就是那個大家長、大族長，企業主的獨斷專行更為容易，權利更不容易被製約或者根本不可能有製約，所以中國的企業家最容易成為現代的專製者。你抬眼看一下目前企業的現實，就知道我說的一點不假，我們的企業家有那一個不是這樣打下江山的，很多企業就是企業家一人打天下才成就了今天。這是不是現實？當然我們也有現代民主性企業，但說句實在話，很多這樣的企業其實不過是徒有虛表而已。
那麼，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政體，它以集權為特征，它的權利的製約性、它的官員的內斂和寬容遠遠超過現在的中國企業，表現得相當成熟。相比之下，我們很多企業在組織上很幼稚、很不成型，我們的企業家很跋扈、很張揚，這就是我們說中國企業應該去學習政治的原因。
中國企業還應該學習專製者製約自己權利的的技術模式。我們知道，過去名士有門客，皇帝有謀士，他們很知道怎樣讓自己做到君明，作到神明，對自己製約的結果當然是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
用別人的智慧來製約自己的獨斷和專橫。
所以，我說中國的皇帝也有不昏庸的，有很智慧的。我常講這個問題。我們隨便找幾個看看。曹操就很厲害。曹操手下有多少謀士？我隨便找了一下找到70多個。曹操遇到大事的時候，都會找智囊團開會。我們的企業家們有做嗎？這就是古人的智慧。用別人的智慧來製約自己的獨斷和專橫。
劉備有一個諸葛亮，諸葛亮大事小事替他謀劃，諸葛亮不做具體事，隻做謀劃，他就是策略家，他是曆史上最出色的謀士和一個不成功的執行者，他把劉備這個不那麼君明的人調教得很不錯，幫他成就了霸業。
還有劉邦，我們看到限製專橫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會低位、會用人。鎮守江山我有簫何，打下來讓簫何管；打仗派韓信，因為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後麵有張良這個謀士運籌帷幄、出謀劃策。我們知道，張良的智囊作用和謹慎成就了一個被稱為無賴的人物，以至於他的敵人項羽臨死為輸給這樣一個人物也耿耿於懷。
當然，現在市場經濟發達，是所謂專業化時代，真正送到麵前的很會炒做的的人物可能不一定是合適的，太商業的環境使很多人靜不下心，市儈式人物和蔣幹似的人物也不少，真正智囊式人物、有大智慧的人物在現在仍然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資源。現在的企業家生長的環境往往使他們妄自尊大，覺得有錢就了不起，錢成了他們判斷自己成功的唯一標準，而很多有智慧的人恰恰就看不上沒有什麼品位的爆發戶，這其實造成了在智慧對接上的困難，所以，在許多時候，我們還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另一種狀態，一些有智慧的知識分子包括很多知識淵博的大學教授，還是遊曆於經濟的大潮流之外，就象過去的士階層永遠依附於統治階層一樣，當皇帝的永遠是劉邦、朱元璋似的草莽英雄，而士階層因為清高、因為甘居非主流的地位，往往退居幕後，甚至與整個發展的時代脫節，但奇怪的是，這些隱藏在表麵喧囂背後的人物往往是極富智慧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熙熙攘攘的逐利市儈之徒往往讓人反感，而他們策略的失敗反而讓一些企業家們更為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