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新民叢報》詆毀革命，而鼓吹虛無黨；《民報》以為凡虛無黨皆以革命為宗旨，非僅以刺客為事。
（11）《民報》以為革命可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而得專製。
（12）《民報》鑒於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民工具”。
1906～1907年間，《民報》與《新民叢報》，主要是圍繞以下四個問題展開大論戰的：
第一，要不要推翻晚清政府，實行民族革命？第二，要不要實行民主革命，建立共和政體？第三，要不要廢除封建土地製度，實行民生主義與土地國有？第四，革命是否會引起內亂和帝國主義的幹涉？
四、《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焦點
（一）要不要推翻晚清政府，實行民族革命
《新民叢報》反對反滿的民族革命，認為滿人入關已200多年，早已同化於漢人，誰當皇帝都可以。排滿，必然會引起民族仇殺，要把滿人殺光。為“愛國”計，不應該搞什麼反滿的民族主義革命。誠然，當時革命派中確有不少人排滿情緒比較強烈。但從革命的主流看，情況並不完全這樣。孫中山說：“兄弟曾經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即使“革命排滿”色彩很濃的章太炎也說：“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收，是滿人者，則豈欲剚刃其腹哉？……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要不要推翻晚清政府，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家，這在實質上涉及所謂“國體”和“政體”的問題。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隻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當年的革命派雖不能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明確地解釋國體與政體的意義，但他們所爭的確不僅是政體，而且是國體。
保皇派反對民族革命，不企望國體的改變；熱衷於“政治革命”，隻企求政體有所變化。梁啟超從戊戌開始，先是提出變法，後鼓吹“立憲”，現又主張要“政治革命”，其核心是要保救光緒皇帝，然後通過他，“革君主專製而為君主立憲”。在梁的心目中，“立憲之原因，則君主之肯與不肯，固占一部分，然其肯與不肯，仍在人民之求不求，故人民之求立憲，實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也”。他認為“君主之所以不肯立憲者，大率由誤解焉，以為立憲大不利於己也”，倘若有人“為之淒婉陳說，使知立憲於彼不惟無害，而且有大利，則彼必將欣然焉，以積極的觀念而欲立憲，於是立憲之幾動”。《民報》批駁了這些觀點，指出：滿洲貴族統治者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所實行的殘酷的民族壓迫，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由一小撮滿洲貴族掌權的封建專製政府，不僅是摧殘人民的暴虐的政府，而且還是投靠洋人的賣國政府；要想救國，必須徹底推翻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晚清王朝，進行民族革命，這是問題所在，這也是革命派所以反對保皇派“政治革命”的關鍵所在。
（二）要不要實行民主革命，建立共和政體
《新民叢報》認為，中國民眾素質低下，還不具備共和國公民的資格；因此，隻能“拾級而升”地搞一點改良，實行“開明專製”和“君主立憲”，絕不能“躐等”，“越級”地鬧革命和建立什麼共和政體。梁啟超的理由是：
第一，為什麼中國不能行共和政體？因為“今日中國國民，非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者也。”什麼是“共和國民之資格”？他認為“共和國民之資格不一端”，而最重要者，“有能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凡議院政治，恒以議院之多助寡助，黜陟政府，故議院大多數人應具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但當時中國的現狀是：“苟老輩者多數焉，則複八股之議案，可以通過也；苟新進多數焉，則盡坑滿洲人之議案，可以通過也。而政府若否認其議案，則頃刻不能安其位，而彼之首領且將代之而實行之也”。在這裏，反映他對封建頑固派與革命黨人一並加以抨擊和貶斥，認為如此素質，絕不能行使議院政治。梁還指出，議院政治還需有“發達完備之政黨”，而“今之中國，無三人以上之團體，無能支一年之黨派”。所以，“今日中國國民，未有可以行議院政治之能力也”，因而“今日中國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憲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