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多子多福的觀念導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長，而人口超過傳統農業所能承受的極限後，社會危機就會爆發。遺憾的是，執政者發現不了人口壓力與執政危機、社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發現了，馬爾薩斯就會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不是英國。鴉片戰爭前幾十年，英國牧師托馬斯·馬爾薩斯擔心人口會對人類構成危脅，於是呼籲大英人民要講道德——晚婚、婚前守節、夫妻自我限製同房頻率等。事實上，馬爾薩斯的呼籲在英國，像中國的杞人一樣可笑，因為以前及以後的曆史發展，證明了馬爾薩斯的擔心完全多餘，相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諸多國家，現在擔心的倒是人口的負增長問題了，特別是法國，政府甚至認為一個法國女人生孩子，就是熱愛法蘭西民族了。
如果說馬爾薩斯的呼籲有些可笑的話，那麼麵臨早婚早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狀況導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長，中國知識分子中竟沒有出現一個馬爾薩斯這樣的學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問題，中國的康熙倒是發現了，認為“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清聖祖實錄》卷240），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歎“朕常以為憂也”（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編：《康熙起居注》）之外也沒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時，也學著祖父的樣子“朕甚憂之”（《清高宗禦製詩文全集·禦製詩四集》卷93）。乾隆帝發愁的同時，大清有個叫洪亮吉的學者，也在發愁，並且因此而被人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問題是這中國的馬爾薩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導致生育的增長，他的措施如下：墾荒、移民、減稅、防止土地兼並、艱苦樸素、開倉濟民等。總之，這些最英明的帝王與學者，怎麼著也不會想到限製生育這一條路上去。傳統條件下，那是多麼不道德的一個想法啊。當然如果想到了，我們現在也不會這麼氣極敗壞地急煞車“隻生一個好”了！
中國人口問題很不幸地驗證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人口達到一定的極限，戰爭、瘟疫和其他災難就會成為減少人口的最後的措施，貧困也就成了全體中國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中國曆史上，農民戰爭次數最多，規模最大，死傷最慘，效果最不理想！
古代農民造反的時候，除了把自己的窮困歸罪於貪官汙吏與皇帝的無能之外，他們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國的史者一般仍習慣於在政治方麵找農民戰爭的原因。政治雖然是一個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我上學的時候，就發現曆史老師講農民起義有個固定的套路，某朝某代末年，吏治腐敗，土地高度集中，階級矛盾尖銳，農民忍無可忍，終於揭竿而起。所到之處，從者如雲，義軍勢力大增，摧枯拉朽，沉重地打擊了地主反動勢力。但是，由於農民缺少先進階級的領導，缺少先進理論的指導，最後還是失敗了。其實，封建社會之體製，吏治何時不腐敗呢？至於土地高度集中，也並不一定導致階級矛盾尖銳，比如英國圈地運動後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製，階級矛盾雖然有所升溫，但是與圈地運動大約同時興起的濟貧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這一矛盾，所以它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所以，對於中國傳統農民來講，可怕的不是做長工，也不是做佃農，可怕的是，不管做什麼，仍然填不飽肚子。站在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壓力首先意味著大量多餘的勞動力，多餘的勞動力就意味著流民與饑民的增加。人口壓力還意味著勞動力的貶值，勞動力一旦貶值，即使沒有天災人禍，長工的溫飽維持仍然有危機；如果再遇上天災人禍，那麼佃農的日子也將成為問題。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農民們再蒙昧，也會選擇前者，於是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所謂的階級矛盾，首先是一個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其次才是社會公正及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三就是政府對饑民的處置問題。就像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一樣，如果政府處置得當，那麼危機就會過去，如果處置不當，危機就會轉化為政治危機與社會危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之後，德日意的社會走向與美國的社會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遺憾的是，中國封建政府既發現不了人口問題，又搞不好社會公正問題，更對天災人禍對農民的影響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彌補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