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鎮位於現今浦東新區北部，具有八百多年悠久文化曆史，有著“萬裏長江第一鎮”美譽。
早在公元1129年高橋就設立了行政建製，比“上海鎮”的設立還早一百多年。
可舊時的高橋鎮卻不全屬於當時的上海縣，一條名為界濱的小溪流將高橋鎮分為南北兩區，濱北屬於寶山縣境內，而濱南卻屬於上海縣管轄。
而我們的故事就是從這濱南開始的，高橋鎮濱南距離舊時上海的隻有三十六裏，舊名天燈下，又被稱作天燈頭。
高橋鎮有兩千餘戶人家，雖然距離上海較近，可鎮上絕大多數都是樸實的農民，最多就出個小商人，木工泥瓦匠之類，隻得養家糊口，卻從沒有去過上海。
高橋鎮濱南有一戶宅院，正是被後人將此稱為杜家花園的杜家祖宅。
這杜家花園不過是一棟四麵通風，僅僅能遮風卻不能避雨的平房，中間是一間不大的客堂，而東西各有兩間臥房。
杜文卿兄弟兩戶便住在這所宅院之中。
1888年陰曆七月十五，中元節，也就是民間俗稱的鬼節。
中國古時有三節，稱之為三元，三元節的來曆傳說與道教有關。
上元節為正月十五，需祭天官，祈求天官賜福。
中元節為七月十五，需祭地官，祈求地官赦罪。
下元節為十月十五，需祭水官，祈求水官解厄。
這天傍晚，天色漸黑，一輪圓月很快高懸在天空之上。
此時的杜家花園一片忙亂，東邊臥房之中傳來一番女人聲嘶力竭的喊叫與**，緊接著一聲啼哭緊隨而來。
接生婆平緩的將哭鬧不止的新生嬰兒遞到疲憊不堪的女人懷中，滿臉笑容的說道：“恭喜恭喜，是個男伢。”
床上虛弱的朱氏看了眼懷中的男嬰，臉上盡是溫柔慈愛，隨即對著接生婆說道：“阿婆，孩子他爹回來了嗎？”
“文卿忙，回不來，我已經托人將消息帶去了，你好好休息，等身子好了再帶著孩子去看他。”
朱氏聽到丈夫沒有回家，並沒有生氣，對於整個家的情況朱氏很是清楚。
杜文卿此時正在二十裏外的楊樹浦的米鋪操勞，得不到空回來朱氏也相當理解。
杜文卿年輕時當過茶館的“堂倌”，也就是沏茶倒水跑堂的雜活，後來又在楊樹浦的碼頭上當了一名“杆子手”，給海關衙門做些雜事，可卻沒有一技之長，並未混出名堂。
過了幾年，稍微有些積蓄後便不再碼頭混當，與人合夥在楊樹浦開了家米鋪。
說是米鋪，卻統共隻有兩開間的鋪麵，前堂算是囤米的倉庫，在臨街搭上幾塊鋪板便做了櫃台，平時杜文卿關門後便睡在後堂。
自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開埠通商後，外國商品和外資紛紛通進長江門戶，外國人也大量侵入，在外國商團商人的傾輾下，本土的小商人終日擔驚受怕，稍不留神便會破產倒閉。
杜文卿的米鋪規模極小，又缺乏資金，經常是險象環生，苟延殘喘，錢沒掙下幾個卻沒少費心思，如果不是朱氏在老家幫人洗衣服貼補家用，這個家早已不成人樣。
所以，杜文卿知道孩子出生的消息後，並沒有其他人家初為人父的歡喜，而是愁上眉頭，夫妻二人已經難以維持，這下又多了孩子，杜文卿隻覺得肩頭的擔子又重了幾分。
“十五晚上生的，那便叫月生吧”杜文卿對著報信之人說道。
一年後，初夏之際，上海一帶先是旱災侵襲，後又陰雨連綿不止，一連下了40天的雨，上海周邊流行起了瘟疫，民不聊生，病死，餓死之人不在少數。
身在高橋鎮的杜月笙母子也難以支撐，無奈的朱氏隻好抱著剛滿一歲的杜月笙投奔遠在楊樹浦的丈夫。
朱氏一個虛弱的婦道人家步行20裏路，潦迫的來到楊樹浦。
可剛到楊樹浦朱氏便大感失望，杜文卿的米鋪情況也不樂觀，米鋪本小利微，在這慌亂的年頭，糧食是最為珍貴的，米價一日數漲，從上午之時的一石80文，而到了傍晚之時便漲到一石400文，米賣出去了，卻無力再進貨。
杜文卿看著已經初見繁華的楊樹浦，窗外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工廠林立，坐在黃包車上的紳士與女士，這些仿佛離他太過遙遠，自己開著米鋪的一家三口竟在為生計吃食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