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從一個資源匱乏、工業基礎甚為薄弱的區域，發展成為民營經濟大省、製造業基地、市場大省、出口貿易強省，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稱為“浙江奇跡”、“浙江經驗”、“浙江現象”、“浙江之謎”，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浙江模式”是學者們對改革開放進程中浙江省域經濟發展的道路特征、特定形式、特定內容及其特定績效的一個總結和概括，並逐漸獲得了政府和企業界的普遍認同。經過30年的發展實踐及其相關學理研究，關於浙江模式的特質這一問題，目前學界、政界和企業界基本有著共同的看法，即一是其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內源性，二是其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中所形成的一般性。與眾多經濟發達國家早期的發展模式一樣，浙江模式是在其擁有的文化特質環境下依靠來自區域內部的經濟主體、生產要素和生產分工網絡，同時結合幹中學、幹中創新活動，於改革開放進程中推動和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的本土化“草根經濟”，具有明顯的內生性和原發性特征的一種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有機構成部分，是在我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製改革背景中，在內源性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與外資依賴型發展模式、政府投資推動型發展模式形成鮮明對照，是我國一係列宏觀經濟社會問題及相關政策在浙江層麵展開的體現，對於中國其他區域的發展形成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戰略也具有一定的指向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顯著特點是在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中走在全國前列，形成了市場先發優勢，因此，許多學者從市場化的角度研究浙江模式的內涵與特征。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以浙江學者為主體的國內學者們對浙江模式的成因、內涵、特征、發展及其意義等方麵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多方法的專項研究和綜合研究，對浙江模式的緣起和變遷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證和解釋。不過，這些已有成果基本上都以我國政治經濟體製的改革為背景，圍繞改革開放時期浙江的省域經濟發展問題，以區域經濟體製改革及製度變遷為主線，研究傾向集中於描述和解釋民營經濟、產業集群及專業市場等焦點的特色問題。最早對“浙江模式”進行較為係統研究的應該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劉吉瑞(1996)，他分別從工業和企業體製、農業、貿易和市場、投資和金融市場、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等六個方麵回顧和總結了浙江經濟體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出現的問題，指出總的來看當時浙江區域經濟體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時也形成了諸多的不均衡問題。例如，雖然當時浙江省在非國有部門的培育和增長、內外貿易和區域市場、勞動就業等領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全省經濟的市場化業績走在全國前列；但是，在國有企業改革、金融市場培育及發展、政府職能的轉變等方麵，改革仍然相對滯後。
因而，他認為來自民間、來自下麵、來自基層的改革是成績卓然的，不過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給的指令性改革卻相形見絀，尤其是區域內的改革進程的差距問題十分突出，本來發展水平較低的浙中和浙南地區製度創新行為持續不斷，而浙東北地區的改革卻相對緩慢滯後等。劉吉瑞研究員最終將浙江經濟的發展道路總結為以家庭工場和小規模非國有企業為經營主體，以商品市場和民間要素市場為資源配置方式，具有完全競爭特征的初級市場經濟模式，即“小企業、大市場”的模式，這種模式向高級的現代市場經濟體製的演變，有待於內生性的、可持續的微觀誘致性的進一步改革的深入。他認為相較於全國而言，浙江模式具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特點。陳建軍（2000）在《中國高速增長地域的經濟發展》一書中考察了1978—1993年江蘇和浙江的工業化路徑陳建軍：《中國高速增長地域的經濟發展》，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把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發展歸納為“江浙模式”。他指出，江浙模式不僅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也是經濟體製過渡的成功模式，其理由是兩者都具有以下特點：江浙都主要依靠區域內部或國內的資金積累和轉移，對外資依賴性較小，因此區別於外資依賴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後來演化而成的“華南模式”)，兩者主要依托國內的銷售市場而發展起來，由此帶動了非國有企業成長，帶動了區域經濟的大發展，全麵推動了地域經濟的市場化和高速增長。方民生（1997）則從浙江市場化的過程和結構特征視角，將“浙江模式”概括為一種“結構多元化的、貿易主導型的、誘致性創新為主動力的市場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