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還同意建立或加強兩國間的製度性對話，包括：第一，美國總統與印度總理間的經常性雙邊峰會；第二，美國國務卿和印度外長每年一次的外交政策對話；第三，美國副國務卿與印度外長每半年一次的安全和不擴散對話；第四，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與印度外長助理舉行的外事磋商會，包括亞洲安全對話；第五，反恐聯合工作小組；第六，高級協調小組，美方由白宮領導、國務院支持，印方由總理辦公室領導、外交部支持，下設美印金融和經濟論壇、美印商務對話、美印貿易工作小組；第七，清潔能源和環境協商小組；第八，美印科技論壇。
此外，雙方還達成了一些經濟貿易協定和環保能源協議，包括40億美元的商業合同、20億美元的政府出口支持、4500萬美元的發展援助等。
克林頓在印度議會發表的演說和在向巴基斯坦人民發表的電視講話中全麵闡述了美國在南亞主要安全問題上的政策：[14]
關於不擴散，克林頓提出核試驗不僅對於全球不擴散機製，而且最終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都是一個錯誤。兩國應放棄核武器，在此之前，應積極參與國際不擴散努力，包括簽署《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停止生產裂變材料並加入裂變材料禁產公約談判，對核項目有關的產品和設備實施嚴格的出口管製。
在地區安全問題上，克林頓指出美國將不會出麵調停克什米爾衝突，但對任何有助於印巴兩國回到拉哈爾和平進程的可能性提供支持。敦促兩國建立有利於和平的氣氛，在雙邊關係上實行一種“4Rs”政策，即：雙方克製（restraint by both sides）、尊重實際控製線（respect for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反對武力（rejection of violence）和恢複對話（renewal of dialogue）。
在反對恐怖主義問題上，克林頓強烈要求巴基斯坦利用其與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的影響，促使塔利班停止對恐怖主義訓練營和本·拉登的庇護。
在民主問題上，克林頓要求穆沙拉夫為在中央和地方恢複民主提出一個時間表和進程表。
不僅如此，美國一位高級官員提出巴基斯坦的八個“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一個恢複民主的時間表。它需要更好的治理。它需要結束與該地區極端分子組織的危險聯係。它需要約束在克什米爾的行動。它需要重新開始、擴大與深化與印度的對話。它需要避免類似卡吉爾之類的冒險。它需要利用其與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影響結束那裏的戰爭，關閉恐怖主義訓練營並把恐怖分子繩之以法。它需要簽署《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並限製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15]
第三節傾斜和疏遠：美印、美巴關係的調整
一、傾斜：美國調整對印關係
克林頓的南亞之行，使他成為第一位訪問孟加拉國的美國總統，也是30年來第一個訪問巴基斯坦的美國總統。但是正如裏德爾所說：“克林頓之行更是印度之行，而不是南亞之行。”[16]在印度的6天時間裏，克林頓先後訪問了新德裏、阿格拉、齋浦爾、海德拉巴和孟買這5個城市，在新德裏，克林頓的到來帶來一股“克林頓熱”（Clintonmania）。
克林頓訪印的成果主要體現在4個方麵，即：“氣氛、架構、經濟和環境”（atmospherics，architecture，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17]克林頓訪印，通過強調雙方在經濟、民主、地區穩定、反對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毒品貿易、艾滋病等領域的共同利益，使雙邊關係的氣氛大為改善，特別是極大地改變了印度對美國的看法；雙方形成的製度性對話，包括從最高領導人到各專業部長、從安全到環境等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為“接觸”提供了長期穩定的框架；雙方的經濟和貿易關係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兩國開始在環境領域進行實質性合作。
以克林頓訪問印度為高潮，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美印關係不僅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印關係，而且也不同於克林頓第一任期的美印關係，有人把這種關係的變化稱之為是從冷戰時“相互疏遠的民主國家”變為冷戰後“相互接觸的民主國家”。[18]印度總理瓦傑帕伊更把這種關係描述為“天然盟友”（natural ally）。[19]正如美國南亞安全問題專家斯蒂芬·科恩所說，美印關係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