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清在這段文字後注明“此處接我給主席、總理的信全文）”，但回憶錄中並未見原信。程接著寫到：
這之後，我單獨兩次向主席報告了我所懷疑及我所知道的一切，並說出了我自己的見解。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1981年3、4月間程世清寫於秦城監獄的回憶錄原稿》轉引自餘汝信《這一段曆史的“程世清說”》）
程世清到底向毛澤東報告了些什麼，在網上有署名為“白首閑士”的《1971：程世清功不可沒》一文，內有完整表述——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八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主席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講完後，毛主席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可以證實此文所言大致不虛的，是張耀祠的回憶。毛澤東此次“南巡”時，張耀祠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負責人談話，這位負責人聽了主席這次的談話，聯係到他知道的一點情況，向毛主席談了三點：一、7月間，空軍周宇馳兩次跑到南昌活動，並運來一輛水陸兩用的汽車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馳把汽車用飛機運走了。二、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了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講了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
寫到這裏，張耀祠還用了一點職業軍人寫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學筆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4-10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對毛澤東當時的神情都有具體入微的觀察，張耀祠在現場當是確鑿無疑的了。
雖然張耀祠沒有寫明那位“江西負責人”是誰，但據汪東興的回憶，毛澤東在南昌接見的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中，“江西負責人”惟有程世清。張耀祠的回憶錄，不僅應證了程世清向毛澤東的密告，而且，還把這一密告視為毛澤東察覺林彪陰謀的一個重要情節。應該是程世清對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懷疑，甚至估計林或往南朝鮮跑，或往香港跑的具體分析，深深地觸動了毛澤東。在寫了毛澤東聽“江西負責人告密”之後，張耀祠緊接著就寫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專列從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線的支線上停放了一天半……”（《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5頁）
在程世清、張耀祠的各自說法裏，唯一不同的隻是這次毛澤東和程世清單獨談話的時間，前者說是8月31日晚，後者則記得是9月2日。
與以上兩人說法南轅北轍的，是汪東興的回憶——
8月31日晚9點，毛主席抵達南昌。到住地安頓下來後，已是晚上10多鍾，毛主席開始了與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及汪東興在南昌的第一次談話。這次談話，大約談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9月1日，毛主席患了感冒，全天休息。
9月2日上午，毛澤東在南昌已打算走了，決定再接見一下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汪東興馬上通知，可這三個人近一小時後才趕到，原來他們打獵去了。據說毛澤東喜歡吃野味，如野兔、斑鳩。三位老將親自出馬，想多打幾隻，好讓老人家胃口大振。“9月2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40分鍾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飯後，便離開了南昌。”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49-150頁）
在書中，汪東興也回憶了毛澤東在杭州下令將專列轉移的事，“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誌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於是毛“當機立斷”，提出把專列轉移。（同上184頁）
在汪東興筆下，不管是在8月31日晚，還是在9月2日上午，毛澤東沒有任何一點時間與程世清單獨分享，所謂程的“密告”當然是空穴來風，而當天晚上，程卸去心中大石頭般的輕鬆、快活，更是水泥地上長出的一片怒放的牡丹了。此外，在汪筆下，毛“當機立斷”的決定，係來杭州後其他同誌反映情況的結果，亦與程在南昌的報告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