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之中，如何處置孫文是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有人說什麼的都有，孫文畢竟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身份實在是敏感，對他的處理絕對不簡單，如果處理了他，就有可能會否認辛亥革命之中一些人的功績，而這些人又是靠著辛亥革命起家的，否認了孫文就等於是宣布他們的位置得來的並不合法，進而會產生巨大的危機。
而且如果用政治罪名對孫文進行處理，無疑就破壞了法律的客觀公正，對於追求司法自主的民國學看來說這也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這些人不斷的為孫文奔走，能說得上的話的人基本都找到了，甚至就連北洋元老徐世昌都親自給喬光遠寫信，讓老爺子出麵說服喬宇放過孫文。
不過喬宇卻很明白越是說清的人多，越是壓力大，就越要挺住，絕對不能給孫文任何死灰複燃的機會，喬宇這邊為了審訊孫文，也派出了大量的幹將親自主持，其中就包括梁啟超和章太炎，章太炎和孫文一係可謂是仇深似海，為了能夠將刷文繩之以法，他聘請了著名的法學家黃有昌作為檢方代表，對孫文提起公訴。
黃右昌此時的年紀剛剛三十出頭，但是已經是以為很著名的法律專家了”啞年入日本岩倉鐵道學校學習，後來專修法律，回國之後在湖南任教，後來進入“大教學，隨後又參與了四“多部法律的製定，他也是統一民主黨的成員，這次對孫文進行審判，他也知道自己的擔子有多重，不過越是這種情況之下，就越能體現一個法律工作者的價值所在，西南方麵經過縝密的調查，已經發現了大量的罪證，這也是黃右昌的信心來源。
和黃右昌打對台的是居正，於右任和章士釗，這三位都是民黨成員，名望學識也都是一時的翹楚，不過他們雖然是民黨成員，但是並不能算是最核心的成員，比起汪兆銘，蔣誌清，陳其美這種人心腹還差著太多了，當時有人說孫文最信任的就是流氓和混混，流氓指的是陳其美，混混則是蔣誌清，居正等三人由於不是孫文的嫡係，很多孫文的秘密往來他們並不清楚，因此沒有被抓捕，這次讓他們為孫文辯護，也是為了彰顯法律的公平。
就在舊舊年和舊舊年新舊之交的時候，不文，汪兆銘，胡漢民，蔣誌清四個人被送上子被告席，西南最高法院之中座無虛席，各界旁聽人士，各報的記者全部雲集於此，以黃興為代表的政壇人物也全部到了，眾人懷著別樣的心思，看著這場注定被載入史冊的審判，都想要看看名動一時的孫文一黨究竟會得到如何的下場。
最高法官宣布開庭之後，就有檢方率先闡述公訴理由，黃右昌麵對著無數的關注的目光，顯得有些神情激動，不過情緒的波動使得黃右昌的話更加有氣勢。
黃右昌公訴的別頭罪行一共有三點，第一就是指使手下人暗殺了陶成章，宋教仁，黃遠庸，第二條是孫文私自簽訂中日盟約，大量出賣主權，與日本各界關係複雜，接受日本政界的資助，第三條就是在廣州期間擅自打出青天白日旗，公然叛國。
這三項罪名除了第一條的謀殺罪之外，其餘兩條都涉及到了叛國的問題，黃右昌脆即列舉了大量的人證物證，樁樁件件都指向孫文，看起來似乎是鐵證如山，記者以及旁聽的眾人也是第一次如此詳細的知道孫文所作所為，尤其是那三場暗殺，都是轟動一時的案子，毫無例外當時都將矛頭指向了袁世凱，如今卻爆出凶手另有其人，而且就是革命黨的領袖孫文，是在是太過驚人。
黃右昌發言之後，被告律師居正立即為孫文辯護起來：“我認為檢方所公布的三項主要罪行全都不成立，所提供的證據也不足以證明是孫文先生就是幕後的黑手，陶成章一案全係陳其美和蔣誌清所為，正是他們的私人恩怨，才導致陳其美去暗殺陶成章，這項罪名最有利的證據不過就是蔣誌清的供述而已，但是蔣誌清雖然認為別先生是幕後指使，但是這隻是猜測，黃遠庸的案子也是如此，同樣是林森私人的行動而已，與別先生毫無關係，國家新舊交替之間，社會極度混亂，同盟會之中也是良莠不齊，僅靠著猜測就將所有的罪行歸罪給別先生這是很不公平的。”
居正的確是一張利嘴，說的旁聽眾人頻頻點頭：“至於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全是正常的合作關係而已，孫先生要推翻滿清，就要盡可能的借助各方勢力，日本最為中國最親密的鄰邦，采取合作態度更是再正常不過了，有些條件或許會損傷國家的某些利益，但是也是權宜之計，政治本身就充滿了爾虞我詐，根本沒有實行的東西怎麼能夠作數呢，我同樣可以拿出別先生與日本達成的其他有利於中國的協議，條約本身就是用來撕毀的，這是國家之間的政治問題，至於所謂國旗的問題就更是讓人可笑，北洋同“係一起出賣國家的權益，孫先生就不能夠反對麼，至於旗幟隻是一個標誌而隻，以示區別，並不代表什麼，要知道中國民國才是刷先生和眾多先烈的一同創建的，說他叛國真是令人可發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