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格別烏作了布置，讓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談話紀要落到托洛茨基手裏。同以往相同，全都算計好了：托洛茨基仇視布哈林，是不會憐憫他的，就會立即發表談話紀要。果然，“獅子”一出境就公布了這場談話內容，給了斯大林一顆炸彈——有了指責同前反對派勾結的理由。
這時，斯大林有了新的支持者。拉傑克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獲得了投誠的機會，既然斯大林已“轉而向右開火......應該支持他。應該站在黨的左側戰線，趁別人還沒有站過去的時候，”他們在流放地相互寫信轉告。
要回頭，就隻好犧牲托洛茨基了，反正他是已經消失了的領袖。
拉傑克迅即寫信給流放中的托派：“我們流放和坐牢，是自作自受。我已同托洛茨基決裂，我同他現在已是政敵。”
為了黨可以而且應該......
他們為什麼如此輕易地改變觀點，相互出賣？
托派主將之一、後來成了忠實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亞塔科夫對目瞪口呆的瓦連京諾夫說：“為了黨，可以而且應該在２４小時內改變自己的一切信念，迫使自己顛倒黑白。”
他們的黨同教會一樣，永遠是純潔的，那怕教士犯了錯誤也罷。因為黨同教會相同，有一個基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聖訓，這樣，黨從總體上就不會犯錯誤，黨員有罪也改變不了黨的神聖本質。
由此產生了一條原則：“一切為了黨”，這條原則準許相互出賣，使他們忠於他——神聖黨的首領。
這時，悔過書如大潮湧來。
他把悔過了的“恐怖分子”從流放地叫回來。
於是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得了黨內最高的權利，甚至，他把自己置身在了列寧之上，仿佛列寧所做的一切也都沒有他那麼大的成就一般。
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
他的命令非但無法傳出莫斯科，甚至在莫斯科城內許多地方也都無法得到他下達的命令了。這對於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悲哀。
斯大林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這麼失去手中那巨大的權利......
葉諾夫走了進來，靜悄悄的，連一點的聲音都不願意發出。當他進來之後，看到領袖正在沉思，於是他就站到了一邊一句話也不敢說。
斯大林抬起頭朝這位自己的情報頭子看了一眼，起碼，自己的情報機關還是值得信任的！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前身的“契卡”，無疑是從列寧到斯大林都最值得信賴，也是最可以依靠的武器了！
契卡的創始者是列寧，但是實際運作者是亞戈達。
十月革命後，亞戈達進了契卡機關。早在２０年代，就擔任了權力無邊的格別烏的領導。恰恰是他，在蘇維埃政權初年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情報員網。在亞戈達領導下，列寧的公式“每個黨員都應成為契卡工作人員”變成了普遍現象。現在，每個公民都應成為契卡工作人員。讓你當情報員就是黨對你的信任，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契卡大慶年，頓巴斯煤礦裏抓了幾十名工程師，他們被指控搞破壞......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兩年，都在搞偵查工作，說得確切點，是在排練一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亞戈達的偵查員們對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師極為坦率。他們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為起先他們當然極力辯白，但他們被告知：誰也不相信他們有罪，用不著辯白，而要合作。他們對這群可憐蟲解釋，對他們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當前在搞空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如果他們承認搞破壞，就會激起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義憤，提高對真正的敵人的警惕，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
為此，保證他們不會被判極刑。
５月２０日，莫斯科舉行了首演：公審頓巴斯煤礦的破壞者。
５３名工程師被送上法庭。外交使團包廂擠得水泄不通，世界各報的記者都來了。戲演得很成功：被起訴者全都極力地痛斥自己，甚至還請求撤掉辯護人，因為後者為他們辯護過頭了。他們好像是在同檢察長克雷連科比賽，看誰提出的罪名更重......
檢察長要求判２２人死刑。可是為了感謝他們態度好，下令隻處決５人。僅僅五條冤魂，在全球性偉大任務中，這算得了什麼！
他在中央全會上可以作出必要的總結了：“階級鬥爭顯然在加劇......不用說，這類案子還會發生......”這是一聲號令，所有的企業都開始挖掘破壞分子。
這一切都得感謝“契卡”！
“外麵的情況怎麼樣了？”斯大林終於開口問道。
“敵人已經進城了，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總司令正在進行著努力的抵抗。”葉諾夫低聲回答道。
“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同誌的忠誠還是不用懷疑的。”一直到了現在，斯大林還是糾纏在“忠誠”二字之上，在他看來一個不忠誠的人造成的殺傷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準備得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