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組在葵橋下車的學生至美國使館求見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書記官代見，學生投遞了陳述書，美使館代表答允立即電達美國政府和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學生們辭出後即轉赴瑞士使館，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內，當即推舉代表進入使館投送陳述書。然後到俄國使館，俄使出見學生說：“本國連巴黎和會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對諸君行動雖極同情，可惜力不從心，勢難相助。”
這一組學生順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個使館請願，大家都激動地說：外國使館還讓我們請願，為什麼中國使館竟閉門不納，不理不睬，實屬可惡，我們到日比穀會合的時間尚早，不如轉去中國公使館請願。此議一出，全體讚成。
於是大家情緒非常激昂，整隊浩浩蕩蕩直趨中國公使館。
不料將抵中國使館不遠，忽然來了大隊日本軍警，馬步蹀踱，刀劍森林，不問情由，奔向學生前隊，索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山東學生杜中，勢孤力弱，竟被擊倒，不但國旗被奪，而且身受重傷。小學生李敬安年才１０歲，亦被衝倒，日本警察還跑過來用腳踐踏他的腹部。
這一隊也被衝散，且傷痕累累，學生們且戰且退，隻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國青年會和另一組會合。可是凶橫的日本警察追蹤而至，闖進了青年會，強迫學生立即解散。
事後查明，兩組學生共被日警捕去了３６人。當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召開一次臨時善後會，籌議辦法，同時向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交涉，請他們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釋放被捕學生。莊、江兩人竟置之不理，學生們氣上加氣，幸而馬伯援願意奔走，親赴日警署探問，查出被捕學生在麴町區警署的有２３人，在日比穀警署的有１１個人，在町警署的有兩人。經馬氏的奔走，５月８日在麴町區警署的２３名被捕學生被釋，至於在日比穀警署的被拘學生，因日本報紙登載有胡俊同學用刀砍傷日警，不應釋放，而胡俊在日比穀警署中，應移東京監獄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５月１４日才全部釋放。
東京事件震動了國際，對國內的愛國運動尤其是一種鼓勵，愛國運動就是反日運動，而反日行動由留日學生在日本發動，如此壯烈，實在令人感動萬分，所以這一事件更堅定了全國的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總商會且發動不買日貨運動，由王恒嶽控製的廣州則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
北京政府的處境真是焦頭爛額，巴黎和會無力應付。
日本對山東問題毫無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學潮遍及全國，加上南北問題，南方的北伐已經開始。就是在北京，皖係和安福係雖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舊交通係聯成一氣，外而拉攏直係甚至南方。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當時的中國是個四分五裂，困難重重的局麵。
北京的學潮，在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係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予以製裁。同時授意安福係閣員，必須整頓學風。
段祺瑞憤怒地指責錢內閣無能，應付學潮太過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他的指責開始了安福國會的倒閣運動。
９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成立了學聯，不久天津、上海、武漢以及全國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並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會。
全國的工商界人士則發起抵製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還成立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後集中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
北京學生們則組織若幹演講隊，以宣傳講演進行反日救國運動。
學聯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
他發動潛力，壓迫北京政府撤換了鎮壓學生運動態度緩和的步軍統領李長泰，而代之以號稱“屠夫”的王懷慶。
段黨本擬改組京畿警備總司令部為京師衛戍總督署，擴大其職權範圍，節製北京軍警，施行長期戒嚴，但因外交團方麵頗不謂然而作罷。
而在這個時候，王恒嶽也在南方再度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