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出版?一套相關的紀實類圖書係列，我很榮幸成為企業家卷的編著者。
過去三十年的中國山河巨變、滄海桑田，那片曾經古老而變化緩慢的土地，如今林立著現代化的樓宇與工廠，曾經杳無人跡的鄉村角落，現在每天都在接待懷揣商業計劃書、左顧右盼的投資者。如同任何一個崛起的國家一樣，商業是這三十年巨變的主角，無數公司的興亡，無數企業家的起落編織成了這段獨特曆史，他們的命運在推動中國重回大國之列的同時，也留下了一段段精彩故事。
因為職業的緣故，我經常接觸到這群創造了曆史的企業家，強烈的時代感透射在他們身上，如同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一個人生命中的最大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對於這部曆史的主角而言，他們是生逢了這樣的時代。
我曾跟王石有過多次交流，他的一段話我印象很深，當時萬科已走過二十年曆史，王石回顧往昔時感慨：若不是他在1983年時來到深圳，至今他可能還隻是一個鐵道兵。而若早來幾年或晚來幾年，人生軌跡也將截然不同，早來幾年深圳尚未開發，他可能等不及機遇到來便已激情耗盡；晚來幾年則又可能錯過其後洶湧而至的企業家年代，也便不會有後來的萬科與王石。這樣的道理也便如地球與太陽的距離一樣，遠近一分，人類皆亡。命運往往如此，天降大任於斯人時，偶然之中亦必然，而這樣的人生感慨在我接觸的年廣久、馮侖、柳傳誌、馬雲等很多企業家身上同樣能找到。
當然，閱讀他們的故事除了能感知命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為什麼是他們”的基因。這個大時代給了十幾億人共同的機遇，也創造了這段曆史最精彩的地方：在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日漸瓦解時，一群小人物在眾目睽睽下走上了前台。但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別人呢？年廣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僅僅是一個文盲，平生隻會寫“年廣久”和“同乙”（“同意”不會寫，隻會寫“同乙”）幾個字；魯冠球初中未畢業便為了生計而輟學，但十年後卻撐起了鄉鎮企業的一麵大旗；李書福現在是民企造車的代表，早年卻依靠野照相賺錢，還有劉永行、王振滔等等，如今顯赫的企業家，早年的曆史都充滿了狂野的草莽氣息。
這裏的反差都指向一個疑問：是什麼力量觸動這樣一群小人物覺醒，並最終進化為具有敏銳商業嗅覺的神奇動物？
三十年已逝，記憶散落一地。在我寫的《激蕩三十年》序言中，我引用了法國人羅蘭·巴特的一句話：“我對曆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盡管任何一次整理改革開放這段豐富而不可複製的曆史時總讓人疑惑，但我想當事人在曆史中走過的足跡卻是清晰的。便像我在三十年眾多企業家的故事中始終記得關於吳仁寶的那個故事：當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吳仁寶看到了“新聞聯播”的播報，當晚他連夜叫醒了華西村的幹部，第二天開始大量囤積鋼材，由此為華西村狠賺了一桶金，曆史的契機與企業家的魅力在此中彰顯無疑。而我一直認為，記錄曆史便是要記錄下這些迷人又令人深思的細節。
出於上麵所言的記錄曆史和閱讀曆史的目的，編著此書時我便將目光放在了企業家成長中跟時代最相關的一段曆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到二十一世紀三個不同階段的三十位企業家成了這本書的主體，他們的故事便是曆史。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那些個人曆程中重要的轉折時刻，彙聚成了我們這個國家前進的方向，而對我來說，我亦有幸生於這個時代。
吳曉波於杭州運河邊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