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嬰兒。然後，我就按照時間順序開始長大。
“你小的時候很愛笑，而且你長得非常漂亮，像朵花兒一樣。”我媽總是這麼跟我說。我這裏有一些我小時候的照片，證明我媽把我生得還不錯，但我沒能把這副好長相延續下去。很多年後，中國的媒體把我說成是“其貌不揚的男人”，甚至“醜男”，我爸看了以後就安慰我說：“別擔心，兒子，很多成功的人都長得特醜。”謝謝老爸。
我父親黃龍吉1943年出生在吉林省和龍市（以前叫和龍縣），是哥兒四個裏麵最年長的一個。他念的是吉林工學院（現在改成長春工業大學了），學的是機械工程。我母親叫李惠淑，生於1945年，吉林省延吉市人，她在吉林藥學院學內科和中醫專業。我母親有一個哥哥，現在還住在延吉。我父母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他們倆當年都曾去天安門廣場接受過毛主席的接見。他們念大學的時候就開始談戀愛，那是上世紀60年代。
後來很多大學都停課鬧“革命”，學生們沒什麼事幹，我母親就經常去我父親的學校。長春的南湖離我爸的學校非常近，所以他們常在南湖邊的草地上談戀愛，我媽采野花，我爸吹口琴。我爸同寢室的一些同學看了以後心生嫉妒。有一次一個同學用大喇叭喊：“黃龍吉，趕快回寢室，趕快回寢室，有人在等你!”我父母就衝回寢室，當然，沒有人在等他們。
我父親是1968年畢業的，畢業後被分配到吉林省板石溝鐵礦，我母親畢業以後也跟著我父親到了吉林省白山河口公社做醫生。
我是1970年2月16日出生的，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孩子。當時我們住在一個村子裏，家裏隻有一間屋子——草棚、泥牆，廁所（以前我們東北叫茅房）離我們家大概有20米遠。鄰居們的住房條件也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這種土坯房，家與家之間用柵欄隔開。在我六七歲的時候，隔壁鄰居老唐做生意賺了點兒錢，他砌了堵石牆，這樣我們就沒法再翻牆去他家玩了。後來老唐家又蓋了一棟兩層小樓，他們家扒草房、蓋磚房的時候，我還不大，經常爬到腳手架上去玩。我也經常跑去他們家的倉房，倉房裏麵有雞和蜂箱，有時裏麵還有羊。我和弟弟總是看著羊糞發笑，因為羊糞的樣子有點兒像黑棗。我弟弟是1972年出生的。我倆都喜歡芸豆，但隻喜歡豆子，不喜歡莢，摘芸豆的時候，我們經常把豆莢扔到老唐家的院子裏。在這裏，我向我的老唐叔叔道歉了。
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把我送到一個老太太家，請她幫忙照看我，我記得她那時候大概60多歲，總穿一身黑衣服。老太太眼神兒不太好，做完針線活兒後還總愛把針插在炕上，有一次就被我趕上了，一腳踩上，一針見血。
小時候，我和弟弟總是被派去看水稻田、玉米地，有時也看牲口。我們最主要的遊戲就是用拳頭或木棒打來打去，要不就拿木頭刻槍、劍和箭頭。有時候街上有一攤積水，車輪碾過，有油漏出來的時候會在水麵上形成像彩虹一樣的東西，我們就蹲在那兒看。有些孩子會把一種叫“嘎石”①的白粉塊丟到水裏，我們就會邊看冒泡邊聞那種化學反應散發出的味道。
我母親是個大夫，很多來找她看病的都是當地農民。這些農民沒有上醫院的習慣，他們自己或是家裏小孩兒生病的時候，就直接到我家來看病，所以我小的時候基本上什麼病都得過。我經常咳嗽、發燒，吃藥不管用的時候還得上醫院打針、輸液。很多年以後，我逐漸認識到，我可能有點兒多疑症。當然這也不是什麼特別離奇的事，因為我小時候生病的次數太多，所以一不舒服我就覺得自己有病。
有些農民會走上大半天來到我家裏，給我母親送大米餅或豆沙包之類的東西，然後再走上大半天回去。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感謝我母親給他們看病，也想跟一個醫生搞好關係。他們通紅的臉龐和溫暖的笑容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心裏一直對農民有種好感，而且對他們的苦處有非常深的感觸，所以聽說四川地震的時候，我的眼淚馬上就湧了出來，因為我知道，即使沒有地震，他們的生活也已經非常艱難。
我成長的那個年代食品不是很豐富，我們家的生活還算可以，但也很少有肉吃。我還記得我們家有一個街坊，在胡同的另一頭住，有一段時間我和他成了朋友。有一次我去他們家玩，他們家裏沒有電，也沒有人燒炕，我看見他大冬天裏吃生土豆，還暗讚他的父母真是不錯，任由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我還和他一起吃過生土豆。
在我的家鄉，小孩挨揍是很正常的事。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孩子在自家院子裏被他們的父親用棍子或皮帶暴打，發出“像殺豬一樣的嚎叫”。
有一次我弟弟和鄰居家的孩子田軍玩，把他們家的鏡子打破了，後來田軍被他父親打了一頓。我覺得非常內疚，就對我弟弟說：“你是不是應該告訴爸媽，讓他們給人家買一麵鏡子，這樣田軍就不用挨打了。”我弟弟說：“如果我告訴爸媽，那我不就要挨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