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時代的極端行為，恰恰是穩定時期官僚的跋扈和民眾的馴從關係的兩種極端化表達--要麼作威作福，要麼自覺處於被奴役狀態。也就是說，如果將道德評判放在一邊，僅比較類人倫關係和人倫關係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中間其實並不存在普遍的、超越具體情境的人際原則--仍然是隻有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這恰恰印證了許多中國現象觀察家所注意到的現象，即一向溫文爾雅、馴服至極的中國人，在對待強者和對待弱者時會采取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印證了因人倫關係遠近而采取大相徑庭的不同準則；印證了吃與被吃，僅僅是因為距離人倫圈核心的遠近。其實，橫亙其中的根本性規則是：以這種行為規範為指導的個體行為，所受的道德約束也是有等級的，他們的馴服不是由其獨立的道德品性本身決定的，而是由其所處地位所決定--所有的馴服都是強製的結果，所有的作威作福都是由強製地位外化的。
動蕩時代展現的是帝國社會邊緣地帶的極端形式，在正常的帝國秩序中，流氓、被人倫秩序拋棄的個體以及非正統信仰者，總是處於被遏製的狀態。這種狀態下，流民、遊離於人倫群體之外、非正統信仰者成為所謂江湖的主角，構成了帝國社會的另類景觀。在帝國強盛穩固之時，這些因素可以很快就被打壓下去，無法對帝國安全構成威脅，但它卻是打破了正常秩序的主要因素和力量。這種因素在帝國的記憶傳統中，構成了通常意義上的“江湖”，成為俠之夢想的寄托。
在穩定的帝國秩序中，從上到下的控製和從下到上的服從是基本的準則，上下等級之間沒有談判的餘地。帝國王朝時代實行嚴格的垂直等級控製，最具強製力的刑律的基本精神就是對危及等級倫序者進行懲處。因此，帝國王朝時代的公堂永遠不變的景觀是--
到了公堂，不論原、被告都得長時間跪在縣官麵前。問官審案動輒用刑，逼取口供，拖欠錢糧的人戶經常受比責,難免受皮肉之苦。此外，胥吏衙役都以訟案為生財之道，一打官司就索取種種規費（陋規）。以清代為例，原告需交納掛號費、買批費、送稿紙筆費、出票費、鋪堂費（即開庭費）、踏勘費、結案費和息費。如果是命案，另有命案檢驗費。差役帶原被告到堂也有規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