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則故事生動地說明了官員身份的不同凡響。鹹豐五年（1855年），一名叫毓秀的男子，為死去的兄長花錢買了一個九品官。花錢為死人買官，堪稱創舉。他在《告墓文》中提到，其兄1852年死於不測，為替兄長報仇，打了四年官司卻無結果，此時，恰逢買官時機，他就為死去的哥哥買了一個九品官。這是試圖借助於“官”位，在等級倫序當中獲得尊嚴，一伸怨氣。
以現代眼光看，官職隻是一種職業，是行政上的一種職位。而在帝國時代，官職則是身份世界的一種名位，是一種與普通百姓不同的身份，這種身份本身就使具有者享有了富貴和刑律上特殊地位的種種特權。一旦獲得這種身份名位，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在必要時還能用他的官位去抵罪。這表明官員有犯罪的特權，即使離開官職的“老幹部”仍能享受這種以官抵罪的特權，這顯示了官員在帝國時代的獨特地位。它昭示了這樣一種原則：官僚的生活方式是與普通百姓的不同的--官員享有富貴的特權，官員還享有犯罪的特權。
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說：
最令人驚異而感興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職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社會上的一種職位，在古代則視為個人的一種身份，一種個人的權利。所以，一旦獲得此種身份，便享有種種特權，生活方式上如此，法律上亦如此：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還可以以他的官位去交換他的罪刑，好像他以私人的財產、奴婢去贖罪一樣。……若從去職的官吏仍能享受這種特權的一點來看，我們更可以看出官職是一種身份，是一種權利，罷官所喪失的隻是某種官位的行使職權，身份權利則屬於個人而永不喪失，除非有重大的過失而革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