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個人的行俠仗義行為進入了群體領域，以至於發展成為國家的強有力的統治機器，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最偉大的發展。早在2000多年前，大軍事家孫武就以一部《孫子兵法》而成為最大的俠者，他的血脈鏈接著諸多軍人的血脈，從大的胸襟和氣度上鑄就了中國傳統軍人整體生命的輝煌。
筆者認為：俠者，不是那種李逵式的赳赳武夫，更需要的智慧帶動膽略、才識帶動理想、善良帶動行為的一類。最根本一點，是他所擁有的真正的“過人”之處。作者蘭草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這部著述中也著重地強調了文武並重的儒俠之風，諸如對於聖人孔子及弟子，魏晉曹操父子，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南宋愛國詩人陸遊、大詞人辛棄疾，近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等文俠的尚武之習，都作了很好的敘述，並從更深的層麵上進行概括：“他們的俠義精神，已經脫去了古代遊俠的個人恩怨和一般不涉及國家大事的格局，由一種文士的關注社會現實的生命情懷，衍生出愛國主義精神、民族大義、豪傑之氣。這種新的俠義精神，後為革命黨人所繼承，成為近代革命武裝反抗的手段和動力。”
同時，這種尚武之習又促進了中國冷兵器的發展，故而就有“十八般武藝”和針對於兵器械所產生的技能著述、實戰兵書等，也使得在軍事上能人百出。如三國時的諸葛亮、周瑜；宋朝時的嶽飛；明朝時的李自成；清朝時皇帝康熙等。由具體的實物派生出的軍事戰略則俯拾即是，並且在日後的發展中，顯示了它的勃勃的生機。
《武魂俠骨》從另一個側麵，又反映了俠的民族傾向與民族大義。“從歐洲遠涉重洋而來的外敵，使我們的民族矛盾，更加複雜。……在國將不國的時候，武功高強的武俠想通過匹夫之勇，來換回我們失去江山的那種沉重的失落。……這種‘武術救國論’當然是武俠人格中可貴的一部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的挺身而出，對於國人麻木的心靈，是一種震撼。可以說，這是民族主義的英雄史詩和壯舉。”在這裏，作者提出一個讓人回味無窮的問題，那就是一個民族的自身素質養成，即他們所能動地去恪守對於人生的種種信念；從大的層麵上去看民族危亡：“在中華大地上，在民族矛盾的最後解決應該是中華各民族之間的和解。不同的民族應該以正義和俠義為中心，一致對外反對外敵擴張和侵略的野心，才能實現永久性的和平與兼愛；而俠者以俠為宗，俠的最大魅力，在於俠者自身的人格力量。”
是的，這種人格力量，對於我們的軍營，到底有多大的影響？這也是作者急於回答和讀者所盼望得以解答的問題。
軍人的習武，很大的程度上說，是為了維護一個民族的尊嚴，也是人生價值觀的實在反映，它同武俠精神有著天然的認同與契合。國家的和平與穩定，需要一種力量來維係，這種力量，不是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而是民族文化大的認同取向和價值意誌所決定的。是麵對今天多元化世界發展之格局及走向的必備之要素，離開這一要素，那麼，它就不能成為其“武”。以武德服人，以武魂鑄人，以個體服從於群體，以精忠報國為行動旨要，達致一種人格之大美，走入一種人生之大境。
這種大美與大境，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會一直影響我們的立身於世的準則。作為這個民族和這個時代的軍人，什麼樣的東西才讓我們的人生充滿光彩？武俠軍事文化沁入到我們的生命文化之中，才會讓整體生命刹那間放射出這種大美，從而讓所揮發出的人格魅力趨入大境。武俠不練武練什麼？軍人不比武比什麼？把這種大境中的大智慧以一種力量呈現出來，豈不是更好！
其實，懷舊對於中國軍人來說，並不是沉醉在往日輝煌中的一種托辭，而是對過去歲月裏中國軍人苦練精兵、技術強軍的尚武精神的一種深情向往。應該說武俠練武、我軍昔日的大比武和今天的科技大練兵，其思路和作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必須立足現有裝備，去打贏我們所麵臨的各種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