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出道很早，曾經拿過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克拉克獎，1983年就通過費爾德斯坦的介紹進入裏根政府經濟谘詢委員會，並且在克林頓總統競選中出力不少，但最終卻沒能進入克林頓政府。
放棄從政以後，克魯格曼反而放開了手腳，開始大量地為各種通俗媒體撰寫專欄，其中包括《財富》、《哈佛商業評論》、《經濟學家》等等，他至今仍在堅持為《紐約時報》定期寫專欄。
與弗裏德曼等人齊名，克魯格曼不僅才思敏捷，而且文筆極好，有時就像講故事一樣，能把很深奧的問題說得通俗易懂。這也使得他有著眾多粉絲，甚至於有的讀者，就是為了看他的文章而訂閱《紐約時報》。
這也正是媒體希望看到的。由於這些專欄作家有著較大的社會影響力，有了他們，媒體也就有了忠誠的粉絲群，並且，這也有助於增強媒體對國內外問題的發言權也即話語權。
不僅如此，克魯格曼的獲獎，還把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懷的話題再次推到前台。在克魯格曼身上，體現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良知。他最關心的問題是：GDP提高了，人均收入增加了，為什麼還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對現實表示不滿？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良知和敏感使得克魯格曼們對公眾有著很大影響力，而聘用這些專欄作家，對媒體來說，一個附加的好處是，以最低成本將人文關懷的標簽貼在了自己身上。
更進一步，這些專欄作家的活躍，也有助於美國國際話語權的獲取。許多時候，美國政府說的話，可能國際社會聽不進去，但作為知識分子和媒體人代表的專欄作家的話，卻往往比較容易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專欄作家收入都很高，這一方麵使得他們對媒體有著較高的忠誠度和責任感，也使得他們可以比較從容地遊離於生活的瑣碎之外，其觀點的獨立和文字的輕盈，其實是有著物質基礎的。
瀟灑的背後，是踏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