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其國際聲望亦最隆。但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一場批判胡適的運動。這場運動的規模與影響之大，是曆史上罕見的。一代大師遭到全盤否定。從此，他的名字除了作為批判的對象，幾乎不再被人提起。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年青人幾乎都不知道胡適是何人。稍年長的人所知道的胡適，則是得自過去大批判的文字所構建的形象。
1979年，由於改革開放的政策付諸實施，帶動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還胡適以本來的麵目，成為思想界、學術界頗為關注的課題。那一年的5月初，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會上有多篇研究胡適的論文提出，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袖”的曆史地位被充分肯定。這是在1949年以後的整整30年裏第一次恢複了胡適應有的一項名譽。
以這次學術討論會為開端，重新認識胡適成為學術界、知識界一個明顯的趨向。從那時以來，每年都有十幾篇，乃至數十篇研究或討論胡適的文章在全國各地發表。從1985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兩種研究胡適的專著出版，單是胡適的傳記與年譜，迄今已有七八種之多。而這些書受讀者歡迎的程度，遠非一般曆史著作可比，它們往往出版不久，就銷售一空。有關胡適的著作，在青年知識界尤具有吸引力。有不少青年學者選擇有關胡適的題目作他們的學位論文。
有關胡適的書今天如此受人歡迎，受人關注，胡適研究今天如此熱門，許多青年對這位前代人物表現出這樣大的興趣，我想最主要的有兩方麵的原因。
一是道義方麵的。我們這個民族，曆經磨難，始終保持了一種要求公正的道義精神。大家都知道一個明顯的事實，即過去對胡適的批判是過分的，是不公正的。把胡適說得一無是處，能夠想象得出的罪名差不多都堆到胡適的頭上了。從那以後，數十年間無人敢提出任何異議，他的朋友、他的學生都無法為他作任何辯護。隻有當這種“大批判”的狂熱，把國家民族推向懸崖的邊緣的時候，人們才猛醒過來，才開始平心靜氣地思考問題。數十年裏造成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對胡適的全盤否定自然也可算是其中之一。當青年學子們重新走進書齋，走進圖書館、檔案室，他們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胡適———同30年來由大批判塑造出來的胡適形象完全不同的胡適。他並不崇洋媚外，更不曾賣國；他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有一顆愛國家、愛民族的心，隻不過他比常人多一些理智。他並不曾毒害青年，他隻不過希望青年人多學一些知識，多長一些經驗，多一點獨立思考的習慣。充其量隻能說，他的一些思想言論，在那個充滿動蕩和革命的年代，有一點不合時宜罷了。自然，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不讚成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尤其反對暴力革命。在這些方麵，人們盡可以批判他。但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對手進行批判是一回事，進行口誅筆伐、把人搞臭、打入十八層地獄則又是一回事。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那樣對待胡適，是很不公正的。古語雲，不平則鳴。既然過去做得不公正、不公平，現在人們希望和要求恢複公正，就是很自然的了。所以，對胡適研究，現在學術界，特別是青年學子們普遍發生興趣，普遍地希望了解一個真胡適，實有其必然性。
第二方麵的原因，則是一種客觀的需求，一種時代的回應。胡適有些思想和主張，當年頗有不合時宜的地方。現在和過去大不相同了，過去是戰爭、動蕩、充滿內憂外患的時代，是很容易使人們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現在，全體人民希望安定，熱望在和平的環境中進行改革和建設。第一是要改革，第二是要建設。不改革，國家不能進步，不能發展；不建設，無以圖富強，無以圖幸福。但改革和建設都隻能在安定和平的環境中進行。這種客觀形勢的重大變化，必然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胡適的思想主張，除了純粹的學術內容以外，歸結起來，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地改革，和平地建設。當然，他的改革和建設都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為模式，這同我們今天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然有不同。但是，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在知識和經驗的層次上，美國的也好，歐洲國家的也好，任何發達國家的優秀的東西都值得我們借鑒。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作為中國人的胡適，他的思想、主張、學識和經驗，何以不能參考借鑒呢？今天，人們對胡適的著作、胡適的思想，所以表現出那麼大的興趣，實則，最重要的原因正在於此。這也正是我們這些研究胡適的人，不避嫌疑，撇開成見，努力探究胡適思想的真實內容和實際意義的最大動機。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所得，胡適的言論著作中，至少有以下幾點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人加以思考、加以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