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這些受過西方文化係統熏陶的人就發現自己錯了，不是一般的錯，而是大錯特錯，並且要為自己的錯誤付出高昂的代價。
有關俱樂部最初的警訊是從遠在湖北的漢陽鐵廠傳過來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樂部成立兩個月之後，漢陽鐵廠的工人鬧起了罷工，原因之一就是廠方解散工人俱樂部。
漢陽鐵廠的罷工以資方的妥協而告終，這使得路礦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安源工人俱樂部。由共產黨掌控的俱樂部並不隻是一般的消遣娛樂場所，工人們絕對不會因為關閉一個賭場、妓院或煙館而罷工，那些地方隻能是給人們以感官刺激的“小樂”，而工人俱樂部帶給工人的是“大樂”，是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說，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激發了工人們對幸福的渴求，略顯簡單的股份製讓他們初步體會到了做人的基本權利。李立三老師經常給大家講“剩餘價值”，工人們明白自己並非是天生受窮的命，也不是老板養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話--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養肥了資本家、工頭、官吏等各式各樣的吸血鬼。
此外，廉價而又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礦工人直接感覺到掙的錢太少，而且用於消費和休息的時間也太少了。所有這一切，都是誰造成的?怎樣才能改變現狀?每個有頭腦的工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不滿情緒在安源悄悄醞釀和傳播。路礦當局似乎也察覺到這種不滿，不得不派常務副礦長舒楚生到工人俱樂部視察工作，以示對工人生活的關心;同時放出風去，要給俱樂部補充津貼經費、撥給俱樂部房屋，優厚的條件意在籠絡、收買和安撫俱樂部。
但出乎當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貧困戶拉著礦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說出一大套話的情況並未出現。相反，舒副礦長代表組織的訪貧問苦，卻變成了示弱的表現，給工人的印象是資本家自覺理虧，如果沒做虧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礦長為什麼對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謙卑?如果工人俱樂部不是代表如此眾多的工人，礦方怎麼會去討好俱樂部?
路礦當局剛一出手，就在輿論戰中輸了一招。
俱樂部主任李立三決定打蛇隨棍上，不再給當局出手的機會。他理直氣壯地代表工人提出一係列要求，主要是發放清付積欠工人的工資，態度強硬地聲言，如果礦方不同意就發動罷工。礦方認為俱樂部開出的價碼太高，實在不能答應條件。李立三於是將礦方的答複廣為宣傳，果然激起了礦工們更大的不滿。
俱樂部決定將罷工的威脅付諸行動。為了贏得這場罷工，中共湘區黨委秘密派遣兩大高手前來助陣:一位是曾經領導長沙泥木工人罷工，並先期來安源考察過的毛澤東委員;另一位是在上海勞動組合書記處擔任要職的政治新秀劉少奇，他們到安源與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罷工的總體計劃和每一個細節。之後毛澤東返回湘區黨委彙報，劉少奇則專門留在安源，協助李立三領導工人罷工。
要想罷工取勝，最大的顧慮就是人心不齊。此時工人俱樂部正式登記在冊的會員有七百餘人，不及工人總數的十分之一，這些人能否發揮骨幹作用?如果罷工人數達不到相對多數，那麼倒黴的將是參加罷工的工人，他們輕則會被礦方開除，重則蹲監獄，工人俱樂部從此在安源再無立身之地，共產黨在安源的付出將付諸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