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肯定出事了！”到了這一天，上海的留守者們驚慌起來，也有人想動作起來。晚上8點半鍾，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了總工會和寫作班，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重提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事。
朱永嘉顯得異常激動，兩手把袖子卷起，大喊：“如果他們再不回來，咱們就在13日6點鍾以前行動！我們的口號是：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民兵要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
“對！”王知常接著說，“現在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幹，口號是4個還我！”
這時，朱永嘉把寫著“民氣可用，決一死戰”的紙條在會場傳閱，這些人的情緒變得更加激昂。
肖木急急忙忙地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
王少庸說得更加露骨：“我提議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
陳阿大接著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隻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
馮國柱出主意：“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他們扣起來！”
施尚英卻有些不解，問馮國柱：“為什麼要扣他們3人？”
馮國柱眼睛一瞪：“你不懂，他們3人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叫大家投降的！”
有人幫腔說：“馬天水是軟骨頭，徐景賢是動搖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3個人都可能投降了！”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場。馬振龍的態度最為囂張，又哭又鬧，嚷道：“要幹現在就幹，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信心十足：“上海帶個頭，外省市也會跟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他看著在場的人，又說：“如果我們被鎮壓，失敗了，那就像巴黎公社一樣，曆史會永遠記住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幹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他那說的“放人”和“幾位領導”是指“四人幫”。一番吵嚷後，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們工人幹部去搞。報社、電台我們搞。我們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要幹就大幹！現在不幹，將來會在曆史上留下慚愧！”
說是說，因為這夥人畢竟不是“一把手”，沒有人能拍板，也就沒能馬上行動。隻是約定，如果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滬，就在13日晚上大幹！
然而13日上午11時，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卻出現在上海機場。雖然他們臉上都很不自然，話也不多，那幫“小兄弟”還是圍著問長問短。
乘車到了康平路市委大樓，從北京回來的3個人坐下後，從文件包裏拿出一份批判“四人幫”的材料，讓大家看。毛澤東手跡影印件“你辦事，我放心”，成了眾人爭睹的重要文件。
張敬標一撇嘴：“就這麼一些材料？我們當有什麼重磅炸彈呢！毛主席的手跡沒頭沒尾，‘你辦事，我放心’的‘你’是誰沒有寫明，叫人怎麼相信？”
雖說有些懷疑，但沒有人敢直接違抗，起碼也是人心渙散，“大幹”是幹不起來了。
10月14日，新婚才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與肖木一起坐飛機去北京，前往北京衛戍區報到，被隔離審查。
10月15日，以政治局候補委員、海軍政委蘇振華、政治局候補委員倪誌福、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政委彭衝為首的中央工作組在數百名海、陸軍警衛部隊的護送下駐進上海康平路市委大樓，接管了上海的黨政軍大權。
10月18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被隔離審查，上海的民兵指揮部被勒令解散。幾年來具體掌管上海的“三人組合”：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們餘下的工作是交代十年動亂中的種種倒行逆施。
10月27日，上海的局勢再次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改組了上海市委領導班子：
蘇振華兼任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誌福兼任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衝任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至此，“四人幫”及其餘孽全部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