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我國的城鄉差別是很大的，可以說兩個二元對立的世界有著天壤之別。城市代表著權力、金錢、美女、高樓、汽車和一切繁華與享樂。而一提農村呢，就意味著偏僻、貧窮、落後、饑餓和被壓製與被剝奪。一個農村青年，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要想有出頭之日，或出人頭地，隻有脫離農村，到城裏去打拚，去發展。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可長期以來，城市壁壘相當森嚴，農村人想進入城市非常困難，誰膽敢貿然進城，輕則會被趕出去，重則會受到製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民的耕作活動“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曉”。哪怕是行醫和算卦的人，也隻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否則治罪。本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了皇帝後之所以反過來對農民實行這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把農民變成生產機器和生殖機器，防止農民進城動搖他的江山。我原以為隻有中國是這樣，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曆史博物館參觀，知道他們那裏以前城鄉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裏人的，農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裏住一夜都不行。
如果農民進城賣炭或賣菜，早上進城，晚上必須返回農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來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間，我們國家不但不許農民進城，還把本來屬於城市戶口的大批知識青年和市民送到農村去，美其名曰讓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鬥膽下一個判斷，我國幾千年的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進城和反進城的曆史。除了安徽鳳陽縣的朱元璋，江蘇沛縣的劉邦，還有陝西的李自成等，幾乎都是這種曆史的顛覆者和創造者。遠的不說，我們耳熟能詳的“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這種曆史發展的脈絡。
奪取了城市之後怎麼樣呢，除了少數人成為城市乃至國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門隨即就對廣大農民關上了，關得鐵桶一般。農民可以餓著肚皮為城市提供糧食，可以穿著赤皮露肉的衣服為城市提供棉花，可農民想進城就免了。許多年前，我親眼所見，我們村的一個青年，被五花大綁從城裏遣送到我們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還不止我們村的一個青年，還有其他村的好幾個青年。在公社的院子裏，他們身上的繩索仍沒有解開，雙手被繩子高高背剪著，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辦事，看見了我們村那個大我兩歲的青年。那個青年也看見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臉扭向一邊。可以想見，那個青年心裏是何等悲哀。
幸好，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城市壁壘被打破了，農民可以進城務工，掙錢，施展自己的才能。這是一個重大轉變，是一個曆史性的突破。這個轉變使廣大農民千年的夢想得到實現的機會，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釋放出來。不用號召，不用動員，不用搞什麼運動，農民自覺地就投身到滾滾的進城潮流之中，流到城裏去了。這個突破對於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都有著不可低估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