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一個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企業，就如同一個人，必然要有自己的理念才可能有巨大的發展。三星公司正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準備為祖國的發展貢獻自身力量的公司，公司上上下下的員工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激勵下，同心協力，推動了三星的超速發展。
李秉哲自創辦三星公司以來，雖曆經坎坷，但幾十年來始終堅持和貫徹“事業報國”的經營原則。李秉哲在《湖岩自傳》中這樣寫道：“人類最高的道德是什麼？如果有人這樣問我，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奉獻！’對人類來說，這是最難實踐的一個嚴肅課題。但是，‘奉獻’始終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標和信念。在人間，人人都有自己的抱負，盡管我不認為自己有多麼出眾，但我的抱負是為國家和社會作貢獻，在適合自己的領域開展事業，不斷研究和開拓新的事業，不斷創建和經營新的企業……”
“事業報國”作為三星的最高目標，直到現在仍在鼓舞著三星人發揚獻身精神。從20年代開始，三星的產值一直占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出口一直占韓國企業的第一位。這正是三星引以為自豪的地方。從80年代開始，三星把事業重點轉移到了電子行業，以便在新的形勢下實現事業報國這一崇高理念。李秉哲先生在回顧這件事時明確地說：“三星之所以能在電子行業中取得成功，正是因為它以維護國家的利益、促進國家的發展為目的，決不把單純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作為出發點。”
韓國獨立之後，他曾經曆了韓國動亂，李承晚政權的崩潰，“五·一六”軍事政變，韓日邦交正常化及樸正熙總統被殺等事件。在這樣的曆史漩渦中，李秉哲雖然身為企業家，但不能不受到衝擊。李秉哲不願參與政治，隻想經營好三星集團，專心致力於經濟建設。有時候他因隻顧埋頭於經濟事業而受到某些勢力的非難和指責，並不得不因此葬送掉嘔心瀝血創辦起來的企業。來自社會的種種曲解，對一個企業家來說是難以承受的。
另外，韓國是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的，不久又經曆了一場戰火。韓國經濟可以說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開始起步的。李秉哲要涉足這片前人未踏的處女地，隻能邊研究邊開拓。要開拓全新的經濟事業，無論是事業的內容還是經營企業的管理方式，都無法求助於先人的幫助或借鑒先人留下的經驗，唯有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解決所遇到的一切難題。
三星集團能戰勝各種困難和阻力不斷發展壯大，並成為韓國的一流企業，完全是依靠這樣一個信念：奉獻。這就是三星所崇尚的“事業報國”的精髓。這種事業報國的經營原則，正是三星長期以來對本企業員工進行精神教育的核心內容。它把李秉哲先生個人的信念變成了全體員工的精神力量。
三星的職業培訓機構經常這樣教育員工：“企業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什麼？”許多人會回答“利潤！”如果再問一句：“追求利潤的目的是什麼？”恐怕很少有人能作出正確的回答。三星認為，如果一個企業隻顧追求物質利益而沒有精神追求，那麼這個企業就等於失去了正確的追求目標，也就喪失了催人奮進的原動力，經不起打擊和挫折。為改變這一狀況，三星建立了企業文化，這種文化可以改變全體員工的精神麵貌。
三星的企業文化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主要由“經營原則”和“三星精神”這兩大部分組成。經營原則由三部分內容構成，即“事業報國”、“人才第一”和“合理追求”；三星精神內容較為廣泛，即“創造精神”、“道德精神”、“第一主義”“完美主義”和“共存共榮”。在三星的經營原則當中，“事業報國”的企業觀是三星企業文化的基礎，一切企業經營活動都是為實現“事業報國”的這一原則而展開的。李秉哲認為，“一切的一切都要以國家為本，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國家的完整和強盛，會使其他一切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在60年代國家主導的經濟增長期，這種以“國家為先”的企業觀上升到支配地位。
60年代和70年代是韓國在國家主導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那時誰搞企業，會被認為是一種愛國行動。因此，“事業報國”在當時不僅已成為企業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成為全體企業員工所共有的理念。在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大家拚命苦幹的精神原動力，就是來自“抱負心”和“擺脫貧困的精神”。所謂“抱負心”，是指通過企業活動可以為國家作貢獻，“擺脫貧困精神”，是指使韓國國民從長期的貧困和落後狀態中擺脫出來。
李秉哲認為，做對社會有利的事就叫事業。一個人不管他個人是如何富有，如果社會全體成員都很窮，那麼這個人的幸福也不會得到保障。事業是有社會性的，推進事業發展的企業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存在。他目睹了太多的民族苦難，因此，把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與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就成為他事業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