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芳芳每彈一個音樂家的作品，我就會給她講這個音樂家的故事。譬如巴赫、莫紮特、肖邦、舒曼、貝多芬等，她都能複述得頭頭是道。漸漸地，她會帶著感情去彈曲子了，有時或許是想到那些音樂家的悲慘境遇，彈著彈著竟動情地淌下眼淚來。
琴聲伴著女兒一天天長大。她也早早地拿到了鋼琴八級證書。琴聲中有她的歡樂，有她的眼淚，更有她一顆努力競爭的心。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她高中畢業。
我不能要求芳芳樣樣以我的標準為準，她應該有她的習慣，應該成為她自己。
1989年9月1日，這是一個令我特別欣喜的日子。我的小芳芳跳過行知幼兒園的大班，直接上小學一年級，成了一年級小朋友中年齡最小的孩子。這所小學叫杭州郵電路小學，是一所普通小學（現已恢複原名：杭州惠興小學；“惠興”，即晚清為女學犧牲的惠興女士一大清早，芳芳神氣地背著簇新的書包，在我麵前踱來踱去。我知道今天她就像踏上新的征途一樣，往後的讀書狀態，全靠這起步的根基，一點不能馬虎。我告訴她：“你每天上課認真聽講，按時完成作業，就是你對自己的責任。”她歪著腦袋問：“這也叫責任嗎？”我說：“是啊！大人有大人的責任，小孩有小孩的責任。”我用自行車載著芳芳來到學校。把芳芳送進教室時，班主任老師熱情地與我打招呼，並安排芳芳坐到座位上。班主任老師四十多歲，挺操勞負責的樣子，讓我感到放心。我說：“我女兒年齡雖然偏小，但很有能力，班上有什麼事情您盡管讓她去做。”班主任老師說：“瞧，這孩子看上去很機靈的。”回到辦公室後，同事對我把芳芳送進普通小學大惑不解：“你怎麼不找一下關係，我們單位誰的小孩不在天長小學讀書？”的確，天長小學是一所重點小學，但我想孩子按戶口就近讀書沒什麼不好，畢竟讀書要靠自己努力。
第一天中午，我就讓芳芳在學校吃營養午餐，像在幼兒園那樣，我一直到下班才去學校接她。到底是從小待在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她對第一天的小學生活並不感到陌生。在接她回家的路上，她說：“媽媽，我們今天學拚音，老師說要買拚音磁帶。”我說：“好吧！我們這就去新華書店。”在新華書店，我們買了拚音磁帶和《新華字典》，還買了注音版的童話書。芳芳非常高興，回到家裏便一遍遍跟著錄音機念拚音，幾遍下來就背得滾瓜爛熟了。一個星期後，班裏選舉班幹部，芳芳被選為班長。當班長就意味著芳芳必須在全班起帶頭作用，這對她在各方麵都將是一個督促。
我始終認為孩子在學習上需要什麼時，父母應該馬上予以滿足，這對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非常重要。孩子有了學習的興趣，自覺性便會大大增強。國慶節前夕，學校準備開慶祝會，每個班都得準備表演節目。芳芳參加了舞蹈《我們都是向陽花》的排練。放學回家，她把剛學會的動作跳了一遍給我看，我沒有吭聲，她就一遍一遍地跳著，等我說跳得不錯了，她才放心地停下來。我知道她很在乎我的意見。這時芳芳已經滿頭大汗，我趕緊給她洗了個熱水澡。吃晚飯時，她胃口特別好，簡直是狼吞虎咽。自從堅持練鋼琴以後，我覺得她對學習有一股堅韌勁兒。這讓我十分欣慰。
國慶節後，我送芳芳去上學，在校門口的宣傳欄前，小家夥手一指很自豪地說：“媽媽，那裏有我們班演出的照片呢！”我看到了她和同學們穿著漂亮的裙子，像小天鵝一樣翩翩起舞。我說：“嗯，你跳得真好。”芳芳說：“不是我好，是我們大家跳得好。”我一時語塞，沒想到我的小芳芳還有集體榮譽感。她已經懂得，在集體中隻有大家都好才是好的道理。
轉眼到了冬至，我的小芳芳門門功課都得5分，一年級的語文、算術對她來說比較容易。老師布置的家庭功課，她基本都在學校裏完成了。黃昏回到家裏依然可以畫畫，和小朋友捉迷藏，顯得非常輕鬆。當然每天晚上兩小時的鋼琴練習，依然是我陪著。我們坐在琴発上，她十指飛舞，而我的眼睛就在她的指尖上巡邏。她想蒙混過關，也不容易。八點半，她準時睡覺，我則開始看書、寫作，複習德語。
這年12月，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月份。我的第一部詩集《火的雕像》在香港出版了。那時候香港圖書的裝幀比內地漂亮得多。詩集中的大部分詩作，都是芳芳嬰幼兒時，我每晚哄她睡著後在尿布堆上完成的。這是我的第一部詩歌作品集，它就像我的另一個孩子一樣，我的喜悅真是難以言表。然而和我一起分享喜悅的，隻有我的小芳芳。我的其他家人，他們是醫生、建築師、機關幹部，他們對我的寫作不以為然。他們不喜歡，也沒有興趣和時間看我的詩集。
下班時，我準備把詩集送給詩友，就用自行車載著芳芳一起去。那是個紛紛揚揚飄著大雪的日子，我小心翼翼地行駛在積雪的路上，然而到了一條弄堂的拐彎處，我們還是被迎麵騎來的一輛自行車撞翻了。我和芳芳都滾落到了雪地上，那個撞翻我們的人卻一溜了之。我們先是一驚，接著哈哈大笑起來，然後拍拍屁股又開始前進，任一片片雪花落在身上。芳芳快樂極了，她似乎感到了自己的勇敢，滿臉洋溢著自豪感。我們把詩集送到詩友家時，芳芳的鼻子都通紅了，我打趣地叫她“通紅的鼻子”，她則上學了，說我是“雪花的媽媽”。
由於我是當時杭州青年詩人中第一個出了詩集的，新聞媒體作了相關報道，《浙江日報》副刊還發表了我有關這本詩集的創作談《生命的樂章》。接著也有朋友和我說去北京魯迅文學院上研究生班的事，那確實是一個好機會，如果去了就能像“進人圈子”那樣，可以認識諸多重要的作家和詩人。但我考慮到帶孩子的責任，我不能離開年幼的芳芳而隻顧自己上北京讀書去。於是，我還是按原來的節奏生活、工作和寫作著。朋友為我感到遺憾，但在我心中孩子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