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史必求之經、子，可試舉一事為例。秦始皇之滅六國，實變諸侯割據的封建國家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距今（一九五四年）不過兩千一百七十五年耳。自此以前，追溯可知的曆史，其年代必尚不止此。中國以中央集權成立之早，聞於世界，然其與諸侯割據之比尚如此，足見其事非容易。此自為曆史上一大轉變，然其事跡，求諸古代的記載，可見者甚少；而求諸古人學說之中，則反有可見其概略者。經書中言封建之製：今文為公、侯皆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王製》、《孟子·萬章下》篇）古文則公方五百裏，侯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百裏。《周官·大司徒》。諸子之說，大致皆同。（諸子書《管子》多同古文，因其與《周官》同為齊學也。餘皆同今文。觀諸子書不與今同，即與古同，即可知其非無本之說也）古書所言製度，非古代的事實，而為學者所虛擬的方案，理極易明，無待辭費。然思想亦必有事實為背景；而向前看，非向後看之理，昔人不甚了解，故其思想，又必較時代為落後。然則今文家的學說，蓋出春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為西周初年的製度；古文家的學說，蓋出戰國時，而其所欲仿行者，為東周初年，亦即春秋時的製度。何以言之？按《穀梁》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為立國自有其一定的大小，不容強事擴張，亦不容強加限製的原因。《左氏》說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此語當有所本。《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疏》雲：“此小國下大夫之製。”《周禮·小司徒》：“方十裏為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呂覽》謂“海上有十裏之諸侯”（《慎勢篇》），《論語》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憲問篇》），正指此。然則夏代的名國，在東周時，僅為小國下大夫之封了，可以見其擴張之跡。方百裏之地，劃為一政治區域，在中國行之最久。此其形勢，蓋確定於春秋時。方七十裏、五十裏及不能五十裏之國，在西周時，蓋尚當獲廁於會盟、征伐之列；然至東周之世，即浸失其獨立的資格，而淪為人之私屬；（如《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會，齊人請邾，宋人請滕，以為私屬，二國遂不與盟）而其時的大國，卻擴充至五百裏左右；（《禮記·明堂位》說：“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裏”；《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說：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裏；太公於齊，兼五侯地。皆後來開拓的結果，說者誤以為初封時事）據此形勢而擬封建方案者，就起於百裏而終於五百裏了。然大於百裏之國，初非將百裏的區域撤銷，而改組為二百裏、三百裏、四百裏、五百裏的區域；乃係以一較大的區域，而包含若幹個方百裏的區域於其中。觀楚滅陳、蔡，以之為縣；（《左氏》昭公十二年）晉亦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左氏》昭公二年）商君治秦，亦並小都、鄉、邑聚以為縣；（《史記·商君列傳》）而秦、漢時之縣，仍大率方百裏可知。（《漢書·百官公卿表》）此一基層的官治單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變，所以說行之最久。而五百裏左右的政治區域，則為郡製成立的根源。此為郡縣製度發生於割據時代的事實，亦即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孕育於諸侯割據的封建製度之中。至於方千裏之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子產說其時的大國，“地方數圻”，圻、畿一字，則又大於方千裏。蓋以其幅員言之如此；其菁華之地，則不過方千裏而已，猶後世內地與邊郡之別也），則今、古文家同謂之王，在周以前，從無封國能如此之大，亦從無以此等大國而受封於人的，所以擬封建方案者，並不之及了。（楚、漢之際及漢初封國，有大於此者，然隻曇花一現而已）古人立說，主客觀不分，將自己所擬的方案，和古代的事實，混為一談，遂使人讀之而滋疑；然苟能善為推求，事實自可因之而見。且如今文家說巡守之製：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這無論其都城在何處，巡完一方後回到都城再出，抑或自東徑往南，自南徑往西，自西徑往北，以古代的交通論，都無此可能，其說似極不可信。然《孟子·梁惠王下》篇載晏子說巡守之製雲：“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後世知縣之勸農耳，何來不及之有？古人所擬方案，皆本於此等小規模的製度而擴大之，而其方案遂實不可行；使其純出虛構，倒不至於如此不合情理了。足見其中自有事實，可以推求也。舉此一事為例，其餘可以類推（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恒為早一期的思想，其中即隱藏著早一期的事實；古文則反是。如言兵製，古文的兵數，即多於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