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認為宋高宗是昏庸之主，相反從以他構建的狹隘的民族觀來看，他是無比精明的。他殺嶽飛是在抗金形勢大好、皇權鞏固時動手的，他很清楚在那種形勢下殺了嶽飛，對以保住宋廷半壁江山為目的的抗金戰略是無損的；而如果不殺嶽飛，嶽飛那種咄咄逼人的勢頭，即使滅了金國，也難保不會出現他老祖宗趙匡胤“黃袍加身”的局麵。在兩種形勢下，選擇後者無疑是保險的、可以看見的。嶽飛是忠誠的，可是我們相信在錯綜複雜的局勢麵前，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一切都在變化。
而相對於魏文長之死，諸葛武侯對其身後局勢的判斷，以及對魏延的取舍，在保持蜀漢命脈延續偏安局麵上麵臨的選擇，跟九百年後的南宋局麵又何嚐不相似啊！隻是魏延的破壞麵會更大些而已。諸葛武侯與宋高宗，一個被視為民族的象征，一個被視為民族的恥辱，關鍵在於當時對民族潮流判斷的正確與否，如果迎合了民族的需要，他就將被視為民族的英雄。而純粹從政治利益關係來判斷，你能否說武侯與高宗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嗎？
這兩場風聲，在對比中漸漸靠攏，問題的症結，慢慢歸結到根本問題上，也就是這根本上的要點，促使我寫下嶽武穆與魏文長之間的對比，他們性格中桀驁不馴的一麵以及作為軍人的悲哀。這根本問題是他們一生中最高潮也是最燦爛的絕唱。那就是魏文長隨武侯七出祁山的子午穀奇謀，及嶽武穆集十年之力的北伐戰略。
一些微涼。曆史的水聲翻身蟄進重巒疊幛的山脈。絡繹不絕的戰馬，仰天長嘯。幹涸的血水與汗水，沿著五千年文明史的脈絡穿行。地底的深處，我們沒有見到的，必然埋藏著先人的脊梁骨，與一絲天光從陰暗的叢林中瀉下。唱合。奔騰前行的，是炎黃巨鹿之戰以來的民族血脈分野，河流分叉，濃蔭遮目，我們在小心地尋找黃沙漫漫的前方。
蜀漢初興。關羽率先北伐，兵敗，退走麥城。被殺，荊州失守；先主不勝其怒，傾全國之兵，與東吳決戰。《三國誌?蜀書二?先主備》雲：“陸毅大破先主軍於猇亭；中間喪張飛、黃忠、馬超等諸狼虎之將。”蜀漢伸向中原的兩隻巨手，一隻被當場截斷，荊州失陷，隆中三分對無法伸縮自如，風雨飄搖，國之根本開始動搖。此期間正如諸葛武侯前《出師表》所雲：“先帝創業未半，然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存亡之秋也。”
諸葛於此艱難之時，一手治國、治軍、治民，外修好孫權、南平不毛，使國勢重整。然，於蜀漢建興五年，上《出師表》，率師北伐。以一州之力，對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魏，魏不能擋其鋒。七出祁山，據《三國誌》及其他史書記載，雖累有小勝，逼迫曹魏以防守自保，卻無法傷魏國之精銳，諸葛企圖以速戰正麵對決、逼迫曹魏的戰略被司馬仲達以守為主的太極推手牽引，終未能建功。
整個北伐，諸葛在戰略上積極進取，開拓大膽；戰術趨於保守，小心謹慎。當時魏延以蜀漢北方軍區司令的身份在諸葛麾下作戰。七出祁山，深不滿諸葛出祁山以“安出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出兵”為作戰之基石。據《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茂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唯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姑且不論此計凶險是否，然以魏文長之能征善戰，長期精於戰術之機能，不同於諸葛以戰略見長，此謀之提出，必充分估計曹魏方司馬仲達、曹真等之應對之策，雖司馬老謀深算，他也必有周旋之策；且諸葛出山，安坦大計，實戰曆之，其套路已在曹魏深算中，何不行此凶險之計，以探曹魏虛實，兵不煩變，終不能見功，對己方之損，我想也不會如馬謖失街亭之凶險吧？何況還有一定勝算的可能。能用馬謖，而多次棄文長之奇謀不用，曆史對此一筆帶過，我倒頗懷疑諸葛對文長之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