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了，一些五金、百貨的進貨渠道被切斷了。麵對突兀變化的形勢，何義江又改從西安、平涼進貨。他運貨使用駱駝，運資低、費用小，使白布、水煙、五金等用品物美價廉，很受百姓歡迎。“酒香不怕巷子深”，聚源恒的名氣和信譽贏得百姓的信任，就連榆林、定邊、鹽池一帶的人也進他的貨。
生意是不斷擴大了，但處於那個動蕩的年代，不幸和劫難卻一次次降臨在聚源恒及何義江的身上。1939年，何義江想盡辦法到天津將剩餘的貨運回寧夏，但是進入寧夏境內後，馬鴻逵借口這是從敵占區運來的貨物，下令全部沒收，經再三交涉，仍無濟於事，這一下使聚源恒損失了3萬銀元的貨。在那個年代，不幸的打擊一個接一個。不久，馬鴻逵又派人扣留了何義江從甘肅、青海收購的20萬斤羊毛，經多次交涉，才給了一點補償，這一次又損失4萬銀元。1939年，馬鴻逵以寧夏回教協會翻譯《古蘭經》為由，強迫聚源恒、天成和、寶德堂、福興奎4家商戶，每戶拿出2萬銀元，但最後一本也沒譯出。1943年，馬鴻逵在銀川為其父修建“雲亭紀念堂”，強迫寧夏一些商戶攤派建修，聚源恒又被攤派1000多銀元。
風雨飄搖的歲月裏，何義江東奔西走，辛勤經營，但逢戰火和人為的掠奪，生意卻每況愈下，到解放前，聚源恒隻剩下七八萬銀元，規模還不及十幾年前。
寧夏解放後，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何義江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能。
1949年，他和李鳳藻、李成祖等人合資在吳忠興建了織布廠；1951年，又和李鳳藻等人合資興建了吳忠電廠；1953年，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又辦起了聚源棉布廠；同年，他將聚源恒貨棧改為聚源恒商店，使其成為吳忠地區一家規模比較大的商店。1954年，經人民政府批準，將建新織布廠、聚源棉布廠、牛百川經營的民生織布廠合並成立新合織布廠。聚源恒在黨的陽光照耀下，煥發了青春，以新的姿態出現在黃河側畔。
在黨的關懷和支持下，何義江進步很快，他積極納稅，安排困難家庭的人進工廠工作，為興辦學校、賑濟災民捐款。尤其是在抗美援朝中，他帶頭捐款，在他的號召下，一些商戶紛紛響應。通過報刊的宣傳，在寧夏，人們都知道了何義江。鑒於何義江為國家所作的貢獻，他多次當選為人大代表，走進會堂和各界人士共商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大計。他曾擔任自治區、吳忠市工商業聯合會的領導，受到了黨和人民的尊重。
不幸的是“文革”中，浩劫再一次降臨到這位耄耋老人身上。在靈武縣政府的大院子，年幼的我親眼目睹了何義江顫巍巍地被紅衛兵架在汽車上批鬥的情景。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何義江老先生在如刀割的北風中被一次次架起“土飛機”，那花百的頭發極為零亂，一雙飽經風霜的眸子顯得混濁、淒涼和無奈。汽車上堆放著從他家中抄出的東西，紅衛兵們一件一件地抖落著，喊著刺耳的口號。辛勤操勞了一生的何義江，到了風燭殘年，本應是享清福，和兒孫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刻，怎能經得起這種打擊和摧殘。
不久他便與世長辭，將他的遺憾和痛苦帶入另一個世界。
何義江走了，但是他為吳忠、靈武，為寧夏的經濟繁榮所作出的貢獻卻永遠留在了回漢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