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經濟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這門學問似乎是炎黃子孫獨有。不單是指內地的。澳洲有個黃有光，台灣有個熊秉元，而香港則要數區區在下了。
是怎樣搞起來的呢？有時是弗裏德曼惹來的玩意。話說1976年弗老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出自夏威夷大學、任職於香港美銀做研究師的侯連輝，於該年10月瑞典公布喜訊後，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報》去。當時正在慘淡經營的林老總山木，慧眼識大文，不僅把文稿照登無誤，還請侯夫子吃牛扒。士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為吃了牛扒而繼續動筆。不止此也，他還邀請了同學楊懷康加盟。大家寫起來，參與的有梁海國，有羅祥國，有黃誌光，一時間變得熱鬧了。
今天，不少人認為我是經濟散文的“始作俑者”，是該文體的發明家。我當然萬分高興，但侯夫子說是他發明的，怎麼辦？
經濟學者在公眾刊物寫文章，早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後期起，弗裏德曼與薩繆爾森在美國《新聞周刊》寫專欄，寫得好，有口皆碑。但他們寫的是經濟評論，不是散文。在公眾刊物以淺白文字介紹經濟學說，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報》歡迎這種與時事新聞沒有關係的學術性文字，也算是盤古初開的創舉了。問題是侯夫子與阿康等人當年為山木寫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問。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筆的文章，是《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第一條》，1979年10月發表於《信報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與阿康筆錄，再由我修改。該文是以普通常識解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點，不是散文。
4年之後，山木在他的《信報》替我起了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要我每星期交稿兩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貨市場的作用何在》，也是闡釋經濟，不是經濟散文。一路寫下去，不是評論，就是闡釋。讀者讚賞頗眾，批評也不少。主要的批評是我的中語文字來的生硬，讀來像英語中譯。為了這批評我決定更改文體，搬出古文來一下古今並用，與讀者平起平坐，閑話家常，在不經意中才把經濟要點放進去。
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論衡》的第十一篇——是1984年1月6日發表的《鄧家天下》。該文發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辦公室的電話從上班到下班響個不停。這使我知道《鄧家天下》是命中了讀者的要害。不知為何，但覺得公眾刊物的經濟文章應該那樣寫。今天回顧，《鄧家天下》可能是盤古初開的第一篇經濟散文。跟著同年2月11日發表的《賣桔者言》，讀者吵得更熱鬧了。
1986年北京的楊培新造訪港大，我才知道我寫的是經濟學的一種新文體。我送給他《賣桔者言》的結集，他讀後說：“從來沒有想到經濟學可以那樣放開來寫，你寫的是散文，經濟學從來沒有散文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