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美國職業棒球組織之一,簡稱國聯(NL),成立於1876年。

[2]

警察體育聯盟:Police

Atheletic

League,專為孩子們辦的體育活動中心,其縮寫為PAL,有好夥伴之意。

[3]

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機構。

一天,在五十九街與第三大道交彙處,一位虛弱的小個子老紳士坐在出租車裏哭了起來,伯尼說:“先生,我能為您做點什麼嗎?”接著我花了兩頁半紙寫了我所能想象出來的最讓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個鰥夫;唯一的女兒很久前就嫁人並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二十二年來他過著孤獨痛苦的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過來了,因為他有一份他熱愛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業花房裏照料天竺葵。可是這個上午,管理人員通知他,他必須走人:他太老了,不適合這種工作了。

“就在那時,”根據伯尼·西維爾所說,“我才將他所說的一切與他給我的地址聯係起來——布魯克林大橋靠曼哈頓側的一個僻靜處。”

當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準備蹣跚著走到大橋中央,抬起那把老骨頭,越過大橋欄杆一了百了;可他也不敢冒險。“我想這時我該說點什麼”(對此伯尼的感覺是對的:若此處老人索然無味的哭訴再花去大半頁紙,這個故事從地基處就會脫節斷裂)。接下來是輕鬆活潑的一頁,有一半的對話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問老人,為什麼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兒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給她寫封信,這樣她會邀請他過去住的;但是,噢,不,他一心想的隻是不要成為女兒一家的負擔。

“負擔?”我說,說話的神態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似的。“負擔?像您這樣和藹的紳士怎麼可能成為任何人的負擔?”

“可是我還能做什麼呢?我能給他們什麼呢?”

“當他這樣問我時,幸好我們停在那裏等紅燈,所以我轉過身來,直盯著他的眼睛。‘先生,’我說,‘難道您不覺得家裏有人多少懂點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錯嗎?’”

好了,當他們到達大橋時,老人已決定在自動售貨機處下車,因為他說想喝杯茶,該死的牆就砌到此吧。屋頂是這樣的:六個月後,伯尼收到一個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麵蓋著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郵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的出租車車隊。你知道那包裹裏是什麼嗎?你當然知道。天竺葵盆栽。這裏還有煙囪:裏麵還有張便條,老人細長的筆跡在上麵簡單寫著:“謝謝你。”我在故事裏也是這麼描述的。

從我個人來說,我挺討厭這一篇,瓊對它也沒把握;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寄出去了,伯尼很愛這個故事。而且,他在電話裏說,他妻子羅絲也喜歡這故事。

“鮑勃,我想起來,我打電話還有一件事;羅絲要我問問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來小聚一下。沒什麼特別的,隻有我們四個,喝點東西,聊聊天而已。你們願意來嗎?”

“哦,你們真是太好了,伯尼,我們當然願意。隻不過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話筒,與瓊緊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給我提供個說得過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當晚就去,所以我們四人就湊在一起了。

“哦,好啊,”當我掛上電話,她說道。“我很高興我們要去。他們聽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聽著。”我食指直指著她的臉。“如果你打算坐在那裏,讓他們都覺得自己有‘多可愛’,那我們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耗上整晚的時間去充當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陪伴,坐在低等人中間,就這麼著。如果你想把這事變成什麼本寧頓姑娘們[1]為仆人們準備的遊園會,你還是立即忘了這事吧。你聽到了嗎?”

接著,她問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說想不想,她就告訴我。她對我說,我是她這一生中遇到過的最大的勢利鬼、最大的惡棍、徹頭徹尾的大嗓門怪物。

那之後一事連著一事;我們坐地鐵去與西爾維夫婦小聚時,我們倆幾乎沒有任何交談。我無法告訴你後來我發現西爾維夫婦自己喝薑汁汽水,卻為他們的客人準備了一瓶黑麥威士忌時,我有多麼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個風風火火的女人,穿著細高跟鞋,束著腰帶,頭上別著發卡,她那電話公司接線員的標準聲音優雅得體,但卻冷冰冰的(“你好,真高興認識你們;請進;請坐;伯尼,幫幫她,她的外套脫不下來”);天知道是誰開的頭,也不知道為什麼,但那晚上從讓人不快的政治討論開始。瓊和我對杜魯門、華萊士的意見不一,所以那年我們壓根就沒投票;西維爾夫婦都是杜威[2]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於從感情上說我倆是溫和的自由派,羅絲為了尋找共同點,特意說了好幾個悲慘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是關於布朗克斯區有色人種、波多黎各人殘忍而凶狠的侵犯,還刻意描繪,令人不寒而栗。

但沒過多久情況就好轉了。首先他們都很喜歡瓊——我得承認我還沒遇到過誰不喜歡她的——其次,過了片刻,話題就轉到他們認識威德·曼萊這不可思議的事上來。這又引起了一係列驕傲的回憶。“伯尼從沒向他要過什麼,可是別擔心,”羅絲向我們保證。“伯尼,告訴他們那次他在這裏,你讓他坐下,要他閉嘴,你是怎麼做的。他真的那樣做了!真的!他就那樣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這個電影明星!他說,‘啊,給我坐下,閉嘴,曼萊。我們知道你是誰!’告訴他們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來,站起來重演那場景。“噢,你知道,我們就坐在那裏說笑著,”他說,“但不管怎樣,我真那樣做了。我就像那樣推了他一把,我說,‘啊,給我坐下,閉嘴,曼萊。我們知道你是誰!’”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往那邊那把椅子上一推!威德·曼萊!”

沒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飲料讓我們精神振奮,開始了男人間的聊天。羅絲和瓊則舒服地窩在雙人沙發上,羅絲狡獪地看著我。“我不想讓你丈夫自我膨脹,瓊妮1[3],但你知道科羅夫博士跟伯尼說什麼嗎?伯尼,我能告訴她嗎?”

“當然,跟她說!跟她說!”伯尼一手揮著薑汁酒瓶,另一隻手抓著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於眾。

“好吧,”她說。“科羅夫博士說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後來,我和伯尼挪到雙人沙發上,女士們到壁櫥那邊去了,我開始意識到羅絲也是個建築工人。也許她沒有親手建這個壁櫥,可買這個幾百美元的壁櫥得分期付款,在內心說服自己買下它所付出的努力顯然比自己親手做一個還多。那樣的家具可是對未來的投資;現在,她一邊跟瓊說話,一邊小心撫弄它,這裏擦擦那裏抹抹。我敢發誓,我知道她腦子裏正在琢磨以後的一場聚會。不用說瓊和我也會置身其中(“這是羅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餘客人的名單也可以提前確定:威德·曼萊和他妻子,當然,還有他們精心挑選的好萊塢朋友;沃特·溫徹爾也會在那裏,還有厄爾·威爾遜和圖茨·紹爾及他們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還有那些文人雅士們,如亞曆山大·科羅夫博士夫婦,以及他們這圈子裏某些人也可能會出席。像萊昂內爾·特裏林們、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們、亨廷頓·哈特福們和萊斯裏·R·格羅夫斯們那樣的人——如果紐博爾德·莫裏斯先生夫人那樣的人想來,你盡可以想象他們為了獲得邀請得玩多少花招。

瓊後來也承認那天晚上西維爾家裏有點悶熱;我現在說這個是為我自己後來做的事找個像樣的借口——1948年時我很容易喝醉,現在好多了,相信我——我當時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間內唯一說話的人;看在老天的分上,那時我正在給他們解釋說我們四個都是百萬富翁。

難道我們沒有跳舞嗎?噢,我們一直把萊昂內爾·特裏林打得團團轉,把他推到房間裏的每一把椅子裏——“還有你,萊因霍爾德·尼布爾,你這狂妄、偽善的老傻瓜!你的錢到哪去了?為什麼不拿點出來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點困了,瓊因為我感到十分難堪,羅絲在一旁冷冷笑著,絕對理解丈夫們有時會有多煩人。我們站在過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張號手照片,心裏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燙手的問題提出來。可是這次我不敢肯定哪個答案讓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說,“就是照張相而已,”他也可能會說,“那當然是我!”然後走到衣櫥或壁櫥那裏,翻騰一陣,找出那把生鏽的軍號,我們四個隻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並攏雙腳腳跟,繃直身體,為我們吹出純潔憂傷的音樂。

那時是十月。我記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寫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維爾”的故事。我確實記得寫過一個充滿喜劇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風光,從出租車的天窗裏探出身子,結果腰給卡住了。還有個很嚴肅的故事,伯尼就種族寬容長篇闊論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區棕色人種數量增加這個問題上他與羅絲總是夫唱婦隨,多少有點酸溜溜的);我記得那段日子,隻要提到他,我和瓊就會吵嘴。

比如,瓊說我們真的應該回請一下他們,我對她說別犯傻了。我說我敢打賭他們不會指望我們回請的,她問:“為什麼?”我幹脆不耐煩地簡單說,我們之間層次上的差別無法逾越,假裝西維爾夫婦能真正成為我們的朋友,或假裝他們真的想與我們交朋友都是徒勞。

還有一次,一個無聊之極的傍晚,我們去婚前最喜愛的餐廳吃飯,幾乎有一個小時我們竟找不到任何可說的話題,瓊努力想找點話說,不冷場,於是舉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著餐桌靠向我。“為伯尼這次把你的小說賣給《讀者文摘》幹杯。”

“是啊,”我說。“沒錯,這可是筆大買賣。”

“噢,別那麼粗魯。你明知道總有一天會成真的。我們就會掙上一大筆錢,去歐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你開什麼玩笑?”她的話突然讓我很惱火,一個二十世紀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當受騙,這樣一個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這種頭腦簡單、無知的人生活了這麼多年,還將繼續生活下去,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點難以接受。“你怎麼就不能長大一點呢?你不會真的以為他有機會賣掉那堆垃圾吧,你會嗎?”我看她的眼神一定與那晚伯尼看我的眼神有點像,那晚他問我不會真的以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說:“你會嗎?”

“是的,我會,”她說,把手裏的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為你也相信。不然,繼續為他幹活不是有點可笑、有點虛偽嗎,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沒有再同我說話。

我想,真正的麻煩在於我們那時被兩件更為嚴重的事情糾纏住了。一是我們剛剛發現瓊懷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眾國際社的工作像償債基金債券一樣岌岌可危。

--------------------------------------------------------------------------------

[1]美國詩人、評論家凱思琳·諾裏斯在《本寧頓的處女》一書裏寫道,“本寧頓姑娘們暗指那種愛誇耀自己具有藝術氣質、放蕩不羈、性生活開放、聲名不佳的女人。”

[2]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學的先驅,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表。

[3] 瓊的昵稱。

我在財經新聞科上班成了慢性折磨,等著上司慢慢發現原來我對自己所幹的活一無所知;無論現在我如何可憐地想要學習本應掌握的知識,現在再虛心求教也為時已晚,有點可笑了。我整天弓著腰趴在哢嗒作響的打字機上,腰彎得越來越低,擔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財經主編的手和藹而傷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簡單談幾句嗎,鮑勃?”)——每天這事兒沒發生對我來說就是種可卑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