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聽後點點頭，他能夠理解王靜輝話中的意思，自古以來皇權強弱之間的轉換明顯的應對了一個王朝盛衰的變換，皇權強弱與王朝盛衰有著直接的關聯，但這中間的關係又有著其極為複雜的關係，並非是絕對遵循一個規則而運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隻是有個模糊的認識，而王靜輝能夠對此做出如此判斷已經實屬難得，這與駙馬的年齡和閱曆有著極為不相稱的對比，不禁讓司馬光對駙馬的評價有高了幾分。
“以改之之見，韓國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辦法？”
王靜輝搖搖頭對司馬光苦笑的說道：“先生這麼說難道也認為魏國公的‘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嗎？先生心中自然是對此法也心存疑慮吧！”
司馬光聽後也是微笑了一下說道：“的確如此，不過某也拿不出比韓國公更好的辦法！”
“這也未必！在下前來和先生商議朝廷出版報紙事宜也許便是一條比較好的通路，隻是這麼做前途也是不明罷了，但絕對要好過韓國公的辦法！”
“哦？！願聞其詳！”
“先生難道忘記本朝趙普趙相公了麼？！”王靜輝微微一笑的反問道。
司馬光聽後頓時明朗——一次，宋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回答道：“道理最大。”不過隨即司馬光又搖搖頭，對於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這個說法，宋太祖“屢稱善”。不過道理畢竟不是一種權力，何況它具有不確定性，約束力又不強，司馬光對與這樣的說法雖然是內心上讚同，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書呆子，常年沉浮於宦海當然清楚這“道理”究竟有多大。
其實王靜輝也不相信“道理最大”，在他看來按照宋朝的政治傳統，有兩樣東西能夠跟皇權一角長短，一個是富弼在熙寧初年的時候提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為天意，並以此約束皇帝。然而就連富弼也明知“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虛無縹緲，並不存在；另外一個便是趙普的“道理最大”了。
但是與其說讓王靜輝相信“道理最大”，他寧可選擇富弼的“天主人君”。不過是因為王靜輝在後世長大、生活，對於以報紙和其他傳媒手段維持的輿論監督力量比較信服，所以這才選擇了趙普的“道理最大”。不過趙普的觀點隻是適用於一小部分朝廷官員，這個時候的“道理”未必是最大的，麵對強悍的皇權，趙普們也是束手無策，但是通過相對比較發達的傳媒手段，讓趙普的圈子放大再放大，將朝堂上少數幾個趙普擴張成千千萬萬個趙普，那個時候的“道理”說不定就能夠和皇權相抗衡，這其中的關鍵便在於報紙！
“報紙可以讓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變成趙普！”王靜輝翻開了自己的底牌，來給司馬光打氣：“先生或許是認為在下有些幼稚，不過皇權的限製絕對不可以依賴於‘天命’，古往今來‘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懷叵測者所用，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危害，想必先生對此明白的很！”
“這雖然也是前途未卜，不過卻也總好過‘亂命’！”司馬光苦笑的說道。
“先生也不用對此太過悲觀，其實我朝政治體製和前代曆朝曆代均有不同，為了防止皇權濫用，我朝在觀念和製度上都有著很嚴格的限製，不過是一般人很難看得出來便是了，其實若是加以利用，促使皇權不被過當的濫用還是非常穩妥的！”
“觀念和製度？”司馬光反問道。
“不錯，在觀念上其實除去趙普和富弼的兩種論調之外，還有許多觀念都是為限製濫用皇權而設的，‘王者無私’、‘人君有過’、‘君道無為’等等這些都是限製皇權濫用的良好觀念，還有現在的一些典章製度也是有著類似的作用，這些製度和觀念在平時人們或許會忽略它們的存在，但事實上加以貫徹確實能夠成為萬世之法！”王靜輝淡淡的說道。
司馬光在心中快速的盤算著，王靜輝所說的這些確實是他所未有想過的，準確的說是他所從來沒有注意到過的，先不說那些觀念，就是朝廷的典章製度，他也從來沒有深究過其中的內涵，王靜輝能夠從這些細微之處中看得這麼深遠透徹，這確實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蔡戡講：“惟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親國戚，外朝官員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責：“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這便是“王者無私”，對於這類言論，皇帝在原則上一般表示讚同。
範祖禹說：“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劉黻講：“大凡人主，不能無過。”這正是以“人君有過”觀念為基礎，當時人強調：“宰相以正君為職”，“士大夫以麵折廷爭為職”。皇帝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並不自以為一貫正確。宋太祖為“偶有誤失，史必書之”而發愁；宋太宗告誡宰相：“朕若有過，卿勿麵從”；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發揮作用，力爭做到決策“無失”；宋仁宗擔心自己“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至於素有南宋英主之稱的宋孝宗，更是不時反省自己，他多次歎息：“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在王靜輝看來仁宗皇帝的這種歎息前半句是毫無疑問的正確，但後半句，仁宗皇帝在休養生息和發展經濟上所做的可比文、景兩個皇帝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