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袤而遼闊的版圖上，有一處綿延數百公裏的山係——武陵山係。她地處湘黔鄂渝交界地,分布著 65個縣市，近兩千萬人口。這裏四季氣候分明，但山大人稀，物產富饒，因地鄰西部，交通欠發達，開發較晚而處於相對貧困落後狀態，其中的利川就座落於武陵山腹地。
多年來，利川一直是個靠國家扶持的貧困縣，因受地理、交通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製約，全縣基本上處在刀耕火種、男耕女織的原始生活狀態。這裏的工業化幾乎是一片空白，加之海拔較高，溝壑縱橫，山大人稀，路遠坡陡，被外界形象地稱為湖北的“西伯利亞”。而更偏遠的文鬥區則距離利川縣城90公裏，又被稱為利川的“西伯裏亞”。
1966年5月，文鬥財稅所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一位南下轉業幹部將到這個財稅所上班。
這位尊貴的客人名叫施星燦。他剛從北京南下來到利川，還沒顧得上歇腳，就直接到縣財稅局報到，要求組織上安排他到利川最邊遠的區鎮工作。縣財稅局領導尊重他的意見，讓他自己選擇，施星燦就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偏遠的文鬥區。
那時候，利川城區到文鬥的公路剛修通不到一年，不但沒有開通客車，連機動車輛也很少。施星燦和妻子周秀蘭不等不靠，更是謝絕組織的照顧安排，搭乘一輛馬車就出發了。經過三天的顛簸，走了近90公裏山路，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傍晚到達目的地。
當這位剛上任的指導員站在同事們麵前時，大家為這位南下幹部的吃苦耐勞精神所感動：隻見他衣著極其樸素，穿一身打著補丁的舊軍服，腳上套一雙周秀蘭替他親手做的圓口青布鞋。兩床被蓋卷，兩個行禮包，那是施星燦一家人的所有家當。
他操著一口濃厚江蘇方言的普通話，與財稅所的四個同誌一一握手問候，把自己從北京帶來的香煙和一些水果糖發給全所同誌，有說有笑地和同事們拉起家常。施星燦平易近人、毫無架子的美好印象，深深地印在同事們的腦海裏。
文鬥財稅所的同誌們想到施星燦走了這麼遠的路，一定倍加疲憊和辛苦，讓他好好休息一下。他們端上熱氣騰騰的飯菜款待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施星燦一邊吃，一邊告訴大家：
“同誌們，從今天起，我施星燦就是你們中的一員了，我和愛人周秀蘭不是什麼客人，也沒什麼特殊身份，更沒有什麼特殊背景。我跟你們一樣，就是一名普通的財稅工作者。今後，全所同誌要團結一心，為一個共同目標努力奮鬥，那就是為民收稅，為國聚財。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工作，保質保量完成上級給文鬥下達的財稅工作任務。”施星燦簡短而富有內涵的講話贏得了同誌們一陣陣熱烈的掌聲。
眼前的文鬥比施星燦想象中的差得多，文鬥區公所所在地文鬥集鎮，一條不足百米的街坐落在山凹裏，山凹下麵是奔騰不息的鬱江河，小鎮周圍全是高山峻嶺，出去就得爬梁子，翻山嶺，加之地廣人稀，往往十幾公裏才能見到一個村莊。有句當地民謠“高不過文鬥，矮也不過文鬥”，形象地描繪了文鬥的地形特征，說的是這裏既有海拔1700多米的高山，也有海拔不足300米的低山，相對落差極其懸殊，其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可想而知。
施星燦見過大漠，走過荒原。他曾在北京軍區某農場幹過十年，那裏條件同樣也十分艱苦，自然條件也相當惡劣。但方圓一馬平川，人行其上卻十分安全。可當他置身於文鬥這個與軍墾農場有著天壤之別的深山溝時，他的感受竟然不由自主地發生了質的變化。這裏峽穀眾多，群山連綿，山路奇險，且全是不足兩尺的羊腸小道，人行其上，膽顫心寒，稍不留意便有可能掉下萬丈深穀。對於一位在平原出生的漢子來說，一時間對南方山區這種地形地貌實在難以適應。麵對種種困難，施星燦並沒有被嚇到，他以一位革命軍人的勇氣和膽識，以一位共產黨員不畏艱難的頑強意誌，快速地適應這裏惡劣的自然環境。
文鬥是離縣城最遠、海拔最高的區鎮，經濟十分落後，當時的群眾生活是“手捧一隻碗，裝滿一碗湯，白天喝太陽，晚上喝月亮”，當年區財稅收入還不到1萬元。為了完成稅收任務，時任財稅所指導員的施星燦，團結帶領文鬥財稅所全體幹部職工，東奔50裏外的青山，西走90裏外的五峰，南下30多裏的長順，北上80多裏的黃土，足跡踏遍了文鬥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無論是日曬雨淋，刮風下雨，還是寒風凜冽，冰雪交加，施星燦都從不畏懼，從未退縮。他心裏隻有國家的稅收，隻有多收稅，才能為國聚財，支援利川的經濟發展，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曾經為了1.5元的屠宰稅，徒步幾十裏3次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高山，為了幾十元的加工戶稅收連續辦了15天的“學習班”。經過不懈努力，不到半年時間，他就在自已財稅工作崗位上打開了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