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鷹擊長空]第八十三章京華煙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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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京華煙雲（下）[]
梁敦彥還指出，目前的中國，看似除舊布新，國家日新月異，但某些根深蒂固的傳統不過是改頭換麵。器:無廣告、全文字、更
國家雖倡導法製，但法律的頒布，推行，實施依然賴於權力，而無法真正實現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盡管喊了很多年，但即使在中樞，“也有很多違反法律的潛規則在默默地發揮作用”，而在很多地方，權大於法“基本上是明目張膽”。
梁敦彥還指出，在早先的戰時管製體製之下，地方權力機構越權幹涉司法乃至立法的情況屢見不鮮。盡管地方政fu經曆了大清洗，但中樞派下去的幹部和調查組卻實際上成為了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以“一切為了國戰”的名義，這些新的權力者往往無視法律，破棄正常程序，辦事直截了當。這種辦事方法固然提升了辦事效率，也支持了前方的國戰，但留下的隱患在戰後卻難以消除。
梁敦彥甚至隱晦地指出，之前中樞政fu的很多舉措，甚至至今依然生效的一些法規，政策，都有違憲的嫌疑，而最高法院“似乎並未真正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力”。
梁敦彥意味深長地指出，盡管華夏有幸生逢鄭鷹和鄭宇兩位開明君主治政，可謂“天佑”，但如果這種破壞法製如同無物，違反憲法而不加追究，以政fu權力為國家信條，破壞三權分立根基的做法變成傳統，流傳下去，必定在未來生根發芽，並最終結出毒果。
梁敦彥認為，民眾一切的權利，最根本的保障並非聖明君主。畢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盡管大家都希望偉大的皇帝萬歲萬萬歲，但事實上，皇帝們能夠有效統治國家的時間不過幾十年，而縱觀曆史，大部分時間卻是不稱職的皇帝在任。
梁敦彥還直接引用了曾經被滿清派遣出使英國，並因為稱讚英國體製而被滿清“清流”辱為漢jiān，卻被鄭鷹延聘為顧問的郭嵩燾之言：“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聖人以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
梁敦彥認為，華夏之所謂三代之治，以《竹書紀年》觀之，依然不過是力強者勝，人心不古，所謂聖人也多是梟雄狠辣，所謂禪讓不過是強力篡權的說辭。而“我帝國之先帝，今上，治政之明，愛民之切，眼光之銳，格局之闊，雖三代先王，古之令主不能及之萬一”。
梁敦彥認為，如此等超邁古今的聖君，實在是古今中外千中難尋一二。華夏能連逢兩代聖君，可見民族氣運複興，毋庸諱言。不過，觀之曆史，漢朝之高祖，文景，唐的高祖太宗，宋的太祖太宗，明的高祖成祖，至少比之其後代堪稱英銳，而之後君主多庸弱之輩。可見這聖君，運氣好的時候碰得到，但終究不是常態。如果國家民族始終把希望寄托在一代一代的君主都是千載難逢的聖君，那最終是必然會失望的。
一個才幹不足之輩，掌握了不受製約的權力，引發的災難必然超過一些才幹雖然不錯，權力卻受到足夠製衡的jing英。故而在梁敦彥看來，威權主義“可以救華夏於一時”，而終難“救華夏於千秋”。中國之革新，步英法美後塵行民權自由，虛君立憲體製才是長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洋洋灑灑一番列舉分析之後，梁敦彥終於提出了“華夏自由主義”的內核：尊重傳統，開啟民智，宣傳平等自由和博愛理念，逐步開放受管製的人權自由，爭取在二十年內達到英法美等國的水準，以“民權”來確保民眾的自由，逐步限製皇權，最終實現虛君立憲的議會內閣體製。
梁敦彥大作一出，神州紙貴，各大高校，知識界，中上階層紛紛傳閱，可除了叫好之聲，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對聲làng甚至攻擊謾罵。
炎黃黨的《漢風》之上，最近因為文化論戰落敗有些萎靡的複古興漢派幹將們紛紛如同打了ji血，爭先恐後地開始狠批梁敦彥。
章炳麟痛罵梁敦彥“忘恩負義”，從梁敦彥被先帝鄭鷹一手提拔栽培說起，又講到此人在國戰之時無視皇恩，臨陣脫逃，在國戰尚未結束的時候分裂執政同盟，自組自由黨，可見“其豺狼之xing，梟獍之心為毒何烈”。
章炳麟筆鋒一轉，又從“此賊就讀英國之倫敦大學，素受英夷親重，與英夷多有si下往還”說起，列舉其“一心以夷變夏”的劣跡斑斑，隱隱攻擊其居心叵測，並公然以當年清流嘲諷郭嵩燾的對聯加以譏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則指出，“所謂自由主義，無非西人無君無父，豺狼習xing，喜好強淩弱，弱
ou強食之自由”，而華夏“上下敦睦，各安其位，聖天子在朝，諸賢盡職，正是天下大治”。舍此善政，妄行西夷之自由主義，使“禮教大崩，社會hunluàn”，則華夏“不亡而亡”。姚麟還進一步提出，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中國強，就是看不得我華夏之民安居樂業，處心積慮加以破壞”，此等jiān謀“雖黃發垂髫知其不可行”，而梁敦彥則“信之若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