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法的斡旋之下，也是由於局勢的不利，沙皇不得不委派拉姆斯多夫爵士與中方談判。但由於差距太大，無論是俄方還是中方都絕不讓步，導致談判始終難有進展。
隨著時間的流逝，俄羅斯在遠西伯利亞和河中的局勢逐漸不可收拾，一個個重要據點緩慢而不可遏製地喪失，俄方能夠用來杯葛的籌碼也越來越少。
盡管麵臨著內憂外患，沙皇依然拒絕以中方的建議為基礎進行談判，始終咬牙堅持“最多退到貝加爾湖和巴爾喀什湖”，“賠款一個子也欠奉”。絕望的拉姆斯多夫使出了渾身解數，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外交伎倆，但受了鄭宇嚴令的李經方就是不動聲sè，幹脆玩起了太極。拉姆斯多夫隻能眼看著中亞地區亂成一團，中國方麵逐漸掌控住了整個地區，甚至已經在清洗所謂義軍，而在西伯利亞方麵中***隊已經圍困了新西伯利亞！
在聖彼得堡蘇維埃方麵，包亞林?馬克西莫夫，柯倫泰夫人與瑞典的中間人頻繁接觸，與中國方麵展開密談，要求中國方麵對蘇維埃政權給與支持，並且表達了“蘇維埃政權願意與中國就東部邊境問題展開談判”。拿到了中國方麵獅子大張口的提議後，聖彼得堡蘇維埃政權內部又陷入了大規模的爭論。
最後，當沙皇政府和中國在英法斡旋之下秘密談判的消息傳到聖彼得堡，尤其是法國艦隊已經從馬賽和阿爾及利亞《》，馬克西莫夫馬上提出“必須迅速與中國人達成密約，否則就可能麵臨反革命勢力的聯合進攻”，托洛茨基也轉變了態度，認為“英法中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一旦聯合起來支持沙俄***政府，他們就獲得了足夠扼殺革命的力量”。季諾維也夫則堅持“蘇維埃已經宣布廢除與中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得回了失去的土地，沒有理由獲得更多”。
再也無法忍受的烏裏揚諾夫則在黨內公開批評“反對與中國人議和的同誌，是徹底的政治幼稚病”，並力主必須馬上與中國人達成議和。他明確提出，“準備暫時割讓給中國人的土地上並沒有俄國真正需要的東西，那裏的工業產值不足百分之一，煤鐵等重要原材料幾乎沒有，每年從那裏收獲的農產品不足總產量的十分之一”，並隱晦地指出“中亞和西伯利亞突厥人對俄羅斯人有很深的敵意，但他們對中國人因為對方幫助自己推翻俄羅斯人而產生的一點好感也不過是利用”。他宣布，“那些地方目前處於沙皇***政府統治之下，而事實上已經淪陷”，其責任“完全屬於擅自對中國開戰又**無能的沙皇政府”。同時，這位堅定而務實的革命領袖一針見血地指出，“計劃歸還和轉交給中國的領土包括了沙皇***政府依然控製的大片地區和他們主要的反動軍事基地”，這將“引發中國和***政府之間的衝突，並使蘇維埃政權取得最終的，無可置疑的勝利”。
馬克西莫夫受命再次與中國方麵談判，明確提出“隻要中國方麵承認蘇維埃為俄國唯一合法政府，蘇維埃願意與中國方麵達成領土協議”。聖彼得堡方麵提出的條件甚至比沙皇還要慷慨，葉尼塞河以西到烏拉爾山東麓，南麵沿烏拉爾河向東，蘇維埃政權都同意“加以討論”，並且“願意以合理價格購買中國獲取的俄國作戰物資和軍人”。
麵對這樣優厚的條件，中國方麵不心動是不可能的。
鄭宇並不奇怪蘇維埃政權作出如此讓步。因為在他看來，目前對蘇俄政府，甚至也包括沙俄政府，這一片土地除了作為政治犯的流放地和“民族感情上的某種存在”之外，並沒有太大意義，其真正的價值，還是在後來蘇聯完成工業化，尤其是在二戰爆發後加強了對烏拉爾地區的移民開發之後。
目前，俄國工農業幾乎全部產出都來自烏拉爾山以西的部分，而在另一時空的一戰，為了爭取喘息之機，蘇俄政權甚至通過布列斯特條約把俄國歐洲部分領土的精華，六千萬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業生產，一半以上的工業生產，四分之三的鐵礦和煤礦割讓給了德國，還承擔了多達六十億盧布，相當於五億英鎊的賠款。
相比而言，自己要獲取的土地看似廣袤，但對俄國的實際價值與布列斯特條約相比根本就是毛毛雨。
但在內部會議上，李經方和方石堅堅持必須支持沙皇政府，因為“很明顯蘇維埃政權由於其國際主義的內核，對國際現行政治經濟製度的否定，從根本上是各強國的敵人”。如果中國站在蘇維埃的一邊，“會大大加重列強對中國的恐懼與敵視”。
最後，中國方麵依然與蘇維埃方麵保持接觸，生意照做，但依然沒有公開承認蘇維埃政權。中國之前運往瑞典的俄造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已經全部換成了聖彼得堡蘇維埃提供的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