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山東有個曲阜，也別看曲阜出了個孔聖人。可是山東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個不安分的地方。
就說明清兩代吧。早的有劉六劉七的響馬盜。近的有徐鴻儒的聞香教。什麼白蓮教啊。什麼紅燈照啊。哪個是撚軍造反。什麼是義和拳起義。反正這些造反作亂並且在曆史上留下記載的事情，不是在山東發生的，就是到山東之後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說山東人的骨子裏有不安分的基因是不實事求是的。可是說山東這個地方，肯定具有讓人造反的條件和因素存在，這卻是很現實的。
在王書輝眼裏，無論是明清時代的造反，還是近代的農民起義，王書輝都認為，這其實是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就以最近的徐鴻儒的聞香教起義來說吧。實際上，雖然參與起義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是整個聞香教的領導層，卻都是地主階級的出身。
在封建時代裏，地主階級往往都是通過間接的經濟支援和直接的派人組建的方式，用收買、控製和組建土匪山賊的辦法培植個人的武裝力量的。普通百姓聚嘯山林，那可真的是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落後方式，這種造反往往就像陳勝吳廣起義一樣，很容易就被封建統治階級鎮壓了。
在封建時代裏，凡是能夠組建起使用正規兵器有馬有糧隊伍的正式土匪武裝，其實都和地方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就像現代社會裏官員會作為黑社會的保護傘一樣，在古代社會裏，那些能夠立起杆子維持下去的土匪武裝，其實也都是在官府士紳這些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的統治階級的授意和保護下才能長期存在下去的。
孔老夫子的後人孔慶東教授曾經說過，黑社會存在是因為官方治理出現了空白。在生產力落後，國家最基層的統治隻能到達縣一級的情況下，流氓地痞無賴黑社會以及土匪山賊，就會自然而然的在這些空白處滋長起來。
在明代的山東，登萊巡撫和山東巡撫基本上可以平分秋色。登萊巡撫除了直接管理登州和萊州兩處重要的軍鎮之外，整個朝鮮地區，也歸屬於登萊巡撫管轄。天啟年間袁可立任登萊巡撫的時候，他就曾經命令朝鮮方麵調撥水軍支援登萊海軍和東江鎮。甚至於袁可立和直接插手朝鮮王國的國王更替，對朝鮮國國內政治進行幹預。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在明王朝滅亡後，改弦更張開始給滿清當狗的朝鮮方麵才三番五次的派出使節到滿清中央政府陳情示好，想要幹涉滿清政府修著的《明史》。在這幫朝鮮人的努力和投降滿清的無恥文人的策應下，像袁可立這樣在晚明時期功勞不小，曾經給後金女真帶來過巨大打擊的高級官員，居然沒被載於《明史》。
當然了，這也是知道這個典故的王書輝命令複興黨濟州島基地以威海衛指揮使的名義將整個濟州島上的朝鮮官員全部逮捕並吊死，並要求第一艦隊對所有渤海和黃海洋麵上的朝鮮商船征收百分之五十高額稅款的原因。
正是因為登萊巡撫對於整個山東東部和朝鮮的巨大影響力的原因，位於現代社會蓬萊市的明代登州府，雖然是個軍事重鎮，但是因為登萊巡撫承擔著對東江鎮的後勤支持和對朝鮮方麵的直接管理，使得登州府表現出一副商業繁華的城市形象。
1628年8月，複興商社的十二艘混合動力的八百噸級的武裝商船出現在登州港的時候，還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不過畢竟能夠在登州港停靠的商船不是大明的就是朝鮮的，因為複興黨參事會參事宋獻策已經在登萊巡撫衙門裏下足了“功夫”，所以雖然造成了一定的騷動，但是很快複興商社就在登州港站住了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