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去過重慶，但是對他隱隱有一種好感。這次重慶的野摩托車手臨危受命，讓很多人感歎炸街小青年終於成了英雄。從玩世不恭的朋克青年成長為中堅力量，小混混變成英雄總是讓人感動。不過，歌頌重慶的摩托車青年不是目的，我想和大家追溯一個問題，那就是當災難來臨，國家的力量到底源於何處？人們的傳統認知中，騎摩托車的要麼是深夜炸雞的古惑仔，要麼就是因為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就問你十塊錢走不走的拉客師傅。在普通人眼中，玩摩托車的基本屬於吃飽了沒事幹的作死藝術，那屬於西方的花式作死。但這次重慶山火讓人們看到，當災難來臨，普通人無能為力的時候，那些曾經被嫌棄的摩托車手竟然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奔向大夥，朋克青年突然成了一。他們騎著那個代表著反叛的野摩托依然奔赴火海的背影，讓人們的內心深深震撼。小混混拯救世界是西方人的傳統執念。比如電影裏行星即將撞擊地球，這時候一個野生的鑽探隊會被委以重任，當火山即將摧毀世界的時候，會跳出一個野生的民科力挽狂瀾。西方所有的文藝作品都在告訴你，拯救世界的不是那些濃眉大眼的正規軍，而是你的隔壁老王，他們可能是殺馬特、廣場舞大媽、失業青年，你也聲明，可是所有那些看起來不起眼的普通人。為什麼在西方文化中，人們熱衷於小混混拯救世界這個設定呢？這裏我們要追溯西方的一個傳統觀念，那就是他們認為國家的活力來源於社會而不是官方。西方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中世紀是教會和君主的二元，在近代，市議會和政府的二元，在中世紀，教會掌握了人民的信仰，具有道德倫理的解釋權，教會通過和君主博弈形成對官方的監督，而到了。近代，議會取代教會成為新的二元結構。議會由民間代表組成，它囊括了社會的各個階層，代表社會的力量。但是，不管是教會和君主的二元，還是議會和政府的二元，他們都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官方沒有能力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國家所有的創造力隻能來源於個體，官方隻是這種秩序的守護者。不幹預個體的創造力是實現國家活力的基礎。這種把個體與官方分離的二元思維成為西方文明的傳統。二元體製認為，個人是一切力量的源泉，隻有當社會中的每個人能夠不受幹擾地進行創造，這個社會才可以綻放出巨大的活力，最終受益的將是國家。所以，西方電影往往都是孤膽英雄去拯救世界，從來不是大部隊拯救世界。比如在複仇者聯盟中，幾個人就可以輕鬆粉碎滅霸犯罪集團，他們靠的是個人。西方人堅定地認為，國家的活力來源是個體，是社會裏的每個普通人。那麼，應該如何保持國家的活力呢？其實非常簡單，既然國家的活力來源於個體，那麼要想國家有活力，我們就需要保護好個體的創造力，保護好社會的多樣性，不去幹涉那些你看不上的野生摩托車手、極限運動者、野生藝術家、下三路詩人也生命，科的存在，因為當有。災難來臨，當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力量去解決複雜的問題的時候，那些民間多元的存在就可以脫穎而出，成長為你想不到的力量。正如重慶的摩托車手，他們就屬於民間力量的表現。如果這些車手早早被以安全的名義禁止玩兒野摩托，那麼在災難時刻，人們看到的就會僅僅是絕望，而看不到那些不眠不休、一季絕塵、怒奔火海的英雄啟示了。所以，隻有當個體。創造力被充分激活，我們的國家才更有活力，更有力量。文明的走向是不確定的，人類麵臨的災難是複雜的。耳朵圓的價值觀恰恰是一種自生長的氧化係統，它更加複雜，也更有生命力。隻有以複雜應對複雜，以生命力對抗不確定性，這才是文明的救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