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繩楠
通常，把魏、晉南北朝的田莊主土地占有形態，看作是沒有變化的同一種形態，要有變化，那也是從唐朝開始。我認為南朝的田莊主土地占有形態，和唐朝是一個類型，和漢、魏已自不同，唐朝的莊園製度源自南朝。南朝田莊製度的變革，是中古土地製度的一個重大變化。本文對這個問題作一些初步探索，以就正於史學界同仁。
一、南朝大家族製度（宗族組織）的破壞及其原因
這個問題，不僅是了解南朝土地製度變化的一個關鍵問題，而且是了解我國古代社會基本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問題。
眾所周知，漢魏田莊主是\\\"聚族而居\\\"的，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個名宗、大族，而非個體家庭。直到東晉和北朝，北方仍然是\\\"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晉書．慕容德載記》)，甚至\\\"一宗近將萬室\\\"(《通典·食貨》三引《關東風俗傳》)。這種宗族或大家族，內部雖有階級的區分，但卻是原始社會氏族製度的孑遺，是時代的累贅，社會的腫瘤。
恩格斯說過：\\\"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是\\\"文明時代\\\"的\\\"特征\\\"之一（《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174頁）。可是，中國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後，氏族製度的孑邀-﹣大家族製度，卻作為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長期留存下來。這是一種特殊性。但它必將為個體家庭所代替。變化的來臨，時間就在南北朝時期，而非通常所說的，在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後；地點則限於南方。這有許多史料可以為證。
《宋書》卷八十二《周朗傳》有一段話：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卸，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勝數。\\\"
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史料。它說明：在劉宋，包括士大夫和庶人在內，異計、殊產的，十家就有七家、八家，而非兩家、三家；個體家庭在南方，已經替代大家族，成了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百室合戶\\\"的時代在南方過去了。
我們可以從南朝史料中，舉出很多實例，來證明《周朗傳》的話。例如：
名族琅邪王氏：《南史》卷二十一《王弘傳》附《遠子僧傳》記有贈王儉詩一首，詩雲：\\\"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南齊書》卷三十二《王延之傳》寫到王延之的生父王昇之，官至都官尚書，很有財產。但王延之因\\\"出繼伯父秀才粲之\\\"，家境反而非常\\\"清貧，居宇穿漏\\\"。這證明名族如琅邪王氏，到了南朝，便不再是聚族而居，\\\"同宗共財\\\"，而崩解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家庭了。因此才有\\\"汝家\\\"、\\\"我家\\\"之分，才有王儉、王僧嵇、王昇之、王粲之各家升沉貧富的不同。
陳郡名族謝氏也是這樣。《宋書》卷五十八《謝弘微傳》說：謝弘微的父親謝思為武昌太守，\\\"家素貧儉\\\"。謝弘微出繼叔父謝混，\\\"所繼豐泰\\\"，由此可知謝思、謝混兄弟各自成為一個個體家庭。
著名於孫吳時期的，南方本地的\\\"名宗大族\\\"，到南朝時候，是不是也分解成了個體家庭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吳興沈氏，據《陳書》卷十九《沈炯傳》，沈炯說過：\\\"臣門弟侄故自無人，妾丘（叔母）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沈炯的叔母丘氏本來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家庭，因為她的兒孫亡故，所以才由沈炯兄弟兩家侍養；而沈炯兄弟本來也是各自成為一個個體家庭，因為弟家後來也沒有人了，所以才由沈炯一家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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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如此豐富，明白，到南北朝時代，在南方，大家族製度已經分崩離析，個體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這難道還有什麼可以懷疑、否認的嗎？
社會基本結構由大家族變為個體家庭，是個重大變化。這個變化為什麼會發生在南朝呢？據我的初步考察，大致有這樣三個原因：
其一，西晉永嘉之亂，宗人的南北分飛。
懷帝永嘉七年（313年），西晉都城洛陽被匈奴劉氏攻陷，\\\"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避亂，原有的田莊要拋棄，宗族也很難保持不散亡。《晉書》卷三十六《衛瑾傳》附《衛玠傳》記述衛玠南來，很為具體，從中可以看到北方士族南遷的一般情況。此傳說：
玠以天下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衛躁）．玠啟論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遂進豫章。\\\"
衛氏是河東名族，大亂來時，衛玠隻有辭別兄長，獨攜母親渡江，田莊、宗族，對他來說，都不存在了。
王，謝也莫能外，《世說新語》卷四《品藻》第九說：\\\"王丞相（王導）二弟不過江，曰敏，曰敞。\\\"《晉書》卷四十九《謝鯤傳》說：謝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他們都是辭親別友，攜帶老弱，甚至隻身南來的。
也有人想把宗族搬到南方去，但很困難。例如褚翼，\\\"率數千家，想過江來，可是\\\"道斷不得前\\\"。又想去東方，\\\"與道險不得進\\\"。勉強\\\"進至汝水柴肥口，複阻賊。\\\"看來率眾同行辦不到了，\\\"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最後是隻身過江的。（見《晉書·褚吳傳》）象祖邀那樣\\\"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後來北伐，\\\"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晉書·祖邀傳》）是極少數。
宗族既沒有攜來，哪有\\\"聚族而居\\\"可言呢？
思格斯說：\\\"沒有一種巨大曆史的災難是沒有曆史的進步來作補償的\\\"(《馬克思恩格斯書簡》79頁）。永嘉之亂，是一種巨大的曆史災難。但是，在社會結構上，南逃士庶地主的宗族組織卻由此為個體家庭所代替，這就是一種補償。
其二，東晉稅法的改革，聚族而居己無利可圖。
西晉允許官吏蔭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西晉的\\\"戶調之式\\\"，不分大戶、小戶，調額相同。這是適應聚族而居的稅製，最有利於擁有巨大宗族組織的大地主。這種稅法不改革，宗族組織就不可能解散，大家族製度就不會崩潰。
從東晉成帝鹹和年間開始，著名政治家王導、謝安相繼對這種稅法進行了整頓。
鹹和年間，王導進行了兩次稅法改革：一是《陳書》卷一《高祖紀》上記載的\\\"鹹和中土斷\\\"。原來南來的北方人，擁有\\\"僑民\\\"身分，免除賦稅負擔。現在，住在哪塊土地上，就斷為哪塊土地上的人，與原有居民一樣納稅。二是鹹和五年，實行了\\\"初稅田畝三升\\\"的度田收租製（見《晉書·成帝紀》)，從而改變了西晉的稅法
《成帝紀》鹹康七年有：\\\"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這是第二次土斷，把\\\"王公已下\\\"\\\"包括到了土斷範圍中去，列入了戶籍。這個記載很重要，它表明在度田收租製下，王公以下不能免稅。西晉官吏可以蔭親屬的製度，至此也廢除了。
孝武帝太元元年，在謝安主持下，又\\\"除度田收租之製，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見《晉書·孝武帝紀》）在這種稅製之下，除了在役的庶人以外，王公以下聚族而居的大地主，都要按族中人口數目交納口稅。宗族越龐大，人口越多，交的口稅也就越多。宗族或大家族製度，對南北權豪來說，至此無利可圖。把宗族分解成為個體家庭，反而對他們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