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紅下了車，直奔火車站票務大廳。冬日夜晚的西南小城火車站，空曠而濕冷。她衝到售票窗口，買了最近一班從小城到深圳去的車票。
為什麼是深圳呢？張曉紅問自己。
大概是因為從小聽多了很多關於深圳的故事。鄉下的人就像候鳥，過年前大批從沿海或者省會遷徙回故鄉，一過完年，就又呼啦啦飛走了，等到元宵，整個村裏重歸寂靜，又隻剩下老人兒童，和零散的婦女在家務農。
張曉紅的父母年輕的時候也在深圳打工。因為沒文化，隻能跟著村裏的包工頭，從一個工地轉移到另一個工地。張曉紅爸爸終日與水泥砂漿為伍，媽媽就在工地食堂做夥頭。工地的工作累且不穩定。深圳夏天綿長冬天陰冷，常年的高溫曝曬讓張曉紅的爸媽的皺紋比同齡人更深刻，身形更佝僂。但是對於他們來說，這已經是很好的工作了，總比留在家裏麵朝黃土背朝天來得強得多。
家裏也是過的這種苦日子，甚至更苦。雖然說土地不會騙人，但是土地的回報實在是有限。比如種西瓜，買種子買化肥，起早貪黑，全家上陣，一季下來也不過2000斤。聽說大城市的西瓜都要兩三塊錢一斤，可瓜販子從他們手裏收走，隻給3毛。還連吃帶拿，額外拿走的根本不能收錢，否則瓜販子還不樂意，幹脆不收你家西瓜。農村又沒有這麼大的市場，隻能爛在地裏。
農民，付出了最多的汗水，最誠摯的勞動，收獲卻如此微薄。
這樣的投入產出比，使得張曉紅姐弟倆從小隻能住著破敗的祖屋，吃了上頓愁下頓，衣服縫縫補補又三年。
後來爸媽搭上了村裏的包工頭，雖然也累，兩個孩子隻能撒開，從爺爺奶奶家流落到舅舅姨媽姑姑家，但至少，家裏的存款是變多了，也在鄉下起了三層的小樓房。
而且，那些候鳥回來，帶回來的信息和新鮮感就像蒲公英的種子散落在村莊的角落。在牌桌上，在酒桌上，在牆根下，張曉紅聽到：原來深圳遍地是錢，原來5毛錢的硬幣掉在深圳的馬路上，深圳人是根本不屑去撿的。當天晚上，張曉紅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來到深圳，遍地都是5毛硬幣，她一個人拿著小布袋哼哧哼哧地撿，好不容易布袋都裝滿了，一個人步履匆匆地走過來，撞了她一把，她手裏的布袋灑了出去，5毛硬幣滾落一地。
迷迷糊糊間，原來是奶奶在推她，讓她起來燒火做飯。
時光荏苒，連張曉紅自己都沒想到，十二歲的那個夢那麼深遠綿長，穿越了重重的光陰，直到今天。指引二十二歲的她，踏上北上的列車。
雖然有十四個小時的車程，但張曉紅囊中羞澀，想著到了大城市，肯定用錢的地方更多。張曉紅隻買了硬座，就上了搖搖晃晃的火車。雖然是晚上，但不知道為什麼，火車上的人還是很多。車廂裏大多數是張曉紅爸媽這樣的農民工，昏黃的燈光灑在每個人的頭頂，映照著他們臉上的溝壑。
終於熬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車裏的播放聲響起深圳站即將到站，車廂裏的人陸陸續續站起來了，向車廂口湧去。後來的很多年，張曉紅飛到世界各地，發現國人在這一點上表現最為積極，雖然還有10多分鍾到站，但很多人早已收拾妥當，往門口湧去。張曉紅不知道這點算不算卷？
下了車，張曉紅發了個微信給劉婷，劉婷說她六點半才能下班，估計7點才能到家。
劉婷發了個地址給張曉紅，讓張曉紅先搭地鐵到五和，到了就在附近找個奶茶或者什麼小店坐下。等她下班再聯係。
劉婷比張曉紅小一歲，是張曉紅的發小，不過隻讀完初中。劉婷初中畢業隻考上了三流高中，她爸媽說讀這種高中以後也考不上大學，浪費錢，不如出來打工。劉婷本人對讀書也沒太大興趣，尤其是數學課物理課，簡直是把她的腦子混成漿糊。順水推舟，就中斷了學業。
劉婷最開始跟著爸媽在製衣廠打工，從十五歲到二十歲。流水線，很苦，但聽說工資不錯，每個月能有6000。但她的工資直接打到父母的工資卡上，每月隻給她500塊的零花。母親說給她存嫁妝，以後結婚了給她。後來村裏拆遷，政府以房換房，劉婷的爸媽就把劉婷的工資都搭進去了。
和張曉紅一樣，劉婷也沒有自己的房間。甚至她爸媽都沒有。劉婷弟弟也讀完初中就不讀了，年紀輕輕就談了女朋友訂了婚。劉婷家拆遷換的新房，直接做了劉婷弟弟的婚房。劉婷和她父母，都是客人。
但劉婷和張曉紅一樣，經過這件事，知道自己不過是家庭的血包。雖然她明白父母很苦，但是刻在父母血液裏的認知就是，他們全家，都是她弟弟的血包。在劉婷心裏，父母就像收割完稻子的秸稈，他們願意做血包她拉不回來。但是她的人生，是新抽出的稻穗，不能就這樣被掐斷。
所以劉婷跟家裏鬧翻，從東莞跑到深圳，進了華強北一家電子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