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科學
拉瓦錫還曾在政界被推選為眾議院議員。對此，他曾感到負擔過重，曾多次想退出社會活動，回到研究室做一個化學家。然而這個願望一直未能實現。當時，法國的國情日趨緊張，舉國上下有如旋風般的混亂，處於隨時都可能爆發危機的時刻。對於像拉瓦錫這樣大有作為和精明達識的科學家的才能也處於嚴重考驗的時刻。
這時，有些像百年前波義耳在英國的處境，又轉移到拉瓦錫所在的法國來了。國情是很相似的。但是這兩位科學家的命運卻正好相反。波義耳不聞窗外的世間風雲，隻是一心關在實驗室裏靜靜地進行研究。而在同樣處境下的拉瓦錫卻未能做到這一點。應當說是一種命運的不幸，而且這種不幸可以說已經達到了極點，以至最終奪去了他的生命。
拉瓦錫不論在何處都像是一棵招風的大樹，因而雷雨一到也就是最危險的。最初的一擊是來自革命的驍將讓·保羅·馬拉之手。馬拉最初也曾想作為科學家而取得榮譽，並寫出了《火焰論》一書，企圖作為一種燃燒學說而提交到了科學院。當時做為會長的拉瓦錫曾對此書進行了尖刻評論，認為並無科學價值而否定。這樣可能就結下了私怨。馬拉首先叫喊要“埋葬這個人民公敵的偽學者！”到了1789年7月，革命的戰火終於燃燒起來，整個法國迅速卷入到動亂的旋渦之中。
在這塊天地裏，科學似已無法容身了。一切學會、科學院、度量衡調查會等，實際上所有的法國學術界都麵臨著存亡的危機。甚至還聽到了這種不正常的說法，認為“學者是人民的公敵，學會是反人民的集團”等。在此情況下，拉瓦錫表現得很勇敢。他做為科學院士和度量衡調查會的研究員，仍然恪守著自己的職責。他不僅努力於個人的研究工作，並為兩個學會的籌款而各處奔走，還有時捐獻私人財產做為同事們的研究資金。他的決心和氣魄，成了法國科學界的柱石和偉人之死
但是，在想不到的地方卻潛伏著惡敵。他就是化學家佛克羅伊（Fourcroy，1755～1809年）。他本人也是科學院的院士，曾經是一位很早就同革命黨人的國會有著密切聯係，並對科學院進行過迫害的神秘人物。他在危難之際，也曾在多方麵受到過拉瓦錫的保護，但是卻反而施展詭計企圖解散科學院，直到最後動用了國會的暴力而達到了目的。這樣，在1793年4月，這個從笛卡爾、帕斯卡和海因斯以來具有百餘年光榮曆史的科學院終於遭到了破壞（直到1816年巴黎的科學院才又得到重建）。
這時，拉瓦錫做為最後的手段是通過教育委員會向國民發出呼籲。他指出，做為教育界的許多元老，曾經為法國的學術繁榮而貢獻了畢生精力，然而他們的研究機關被剝奪，衣食的來源被切斷，寶貴的晚年受到了貧困的威脅，學術處於毀滅的邊緣，法國的榮譽被玷汙了。這樣，如果學術一旦遭到毀滅，恐怕就是再經過半個世紀也難以再得到恢複了。他雖然這樣提出了警告，結果是仍然無效。
1769年，在拉瓦錫成為法國科學院名譽院士的同時，他當上了一名包稅官，在向包稅局投資五十萬法郎後，承包了食鹽和煙草的征稅大權，並先後兼任皇家火藥監督及財政委員。1771年，拉瓦錫與征稅承包業主的女兒結了婚，更加鞏固了他包稅官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中，拉瓦錫理所當然地成為革命的對象。